刘师培，曾投身反清革命，被誉为“东亚卢梭”，却变节投靠清廷，参与镇压革命党人。他悖逆时代潮流，成为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后受聘北大，成为对抗新文化运动的“国故派”。

刘师培

从加入同盟会到鼓吹帝制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庵），又名光汉，江苏仪征人。1884年出生于传统经学世家，自幼聪慧过人，12岁读完四书五经，19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前程似锦。1903年参加科举会试时，因科举改革落第而归。回乡途中，他抨击清政府的改革新政，被官府通缉。为了避难，刘师培改道前往上海，从此绝弃科场。

经友人介绍，刘师培结识中国教育会的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章太炎对刘师培家传《左传》之学尤为欣赏，两人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在中国教育会影响下，刘师培开始积极宣传反清思想，仿照卢梭的《民约论》写作《中国民约精义》，宣传天赋人权理念。一时间，刘师培名声大噪，被时人誉为“东亚卢梭”，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枚叔与刘申叔）。

日俄战争爆发后，刘师培积极参与《警钟日报》编辑工作，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改名“光汉”，寓意以光复汉室为己任，并参加反清暗杀活动。曾以嫌疑罪名被抓到捕房，第二天获释。

1905年3月，《警钟日报》因抨击清政府被租界查封，刘师培被通缉后化名逃往浙江、安徽等地。1907年2月，受先期抵达日本的章太炎邀请，刘师培携妻子何震等人从上海东渡日本。在东京，刘师培拜会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成为《民报》撰稿人。初到日本的刘师培赶上第一次“倒孙运动”，同盟会领导集团面临分裂。刘师培提议改组同盟会东京本部，推举黄兴取代孙中山。此举失败后，性格孤傲的刘师培与同盟会领导层产生嫌隙，转而宣传无政府主义。

1909年，刘师培回国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并主动充当清廷暗探，参与镇压革命党人。这年夏天，刘师培列席革命党人陈其美、张恭、王金发等密议江浙起义会议。会后密告端方，导致租界出面查抄设在上海的革命机关，张恭被捕。事后革命党人得知是刘师培告密，准备严惩他。这天一早，刘师培夫妇尚未起床，王金发便持枪来到刘师培住处，对其严厉斥责，准备将其击毙。刘师培吓得跪地求饶，提出保证张恭生命无虞才免于一死。后来张恭果然获释，刘师培再也不敢轻易露面。

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被杀，刘师培被扣押。得知消息的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进行了大力营救。刘师培获释后，一度在四川国学院讲学。1913年秋，不甘就此沉沦的刘师培经人介绍，投到山西都督阎锡山幕下。不久，被阎锡山推荐给袁世凯。袁世凯将他待若上宾，先后封刘师培为公府谘议、参政院参政。刘师培为此感恩戴德，竟如臣子一般上《谢恩折》，吹捧袁世凯“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祈求“尔有嘉谋，庶备南官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1914年至1915年间，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开始筹划复辟帝制。刘师培为了借机改变自身命运，先后作《国情论》《告旧中国同盟会诸同志书》，极力为袁世凯称帝鼓噪，参与拥护洪宪帝制的“筹安会”，被封为上大夫，与杨度、孙⃿筠、李燮和、胡瑛、严复一并成为所谓“筹安会六君子”。

受聘北大潜心传统文化研究

复辟帝制失败后，袁世凯一命呜呼。刘师培则流落天津租界，生计艰难，肺结核病日甚一日。已受聘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得知后，专门到天津看望他。两人早年相识于上海，曾一同参加反清斗争，虽性格与志向不同，却惺惺相惜。每逢刘师培落魄时，陈独秀都会伸出援手。这一次，陈独秀问他是否愿意教书，刘师培感激涕零，表示教书可以，但不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不参加白话文运动。爱惜人才的陈独秀向蔡元培争取，蔡元培也就同意了。1917年，刘师培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师。

在经受一连串沉重打击后，受聘北大的刘师培谢绝交游，专心讲学，重新将精力放在古文经学等研究中，试图在学术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尊严。此时的他，为人更加孤傲，整日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

刘师培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等课程。每次上课，教室都挤满了人，即使不是文科学生，也都慕名而来，争相一睹这位昔日“风云人物”的风采，人人都以能占个位置听讲为荣。听课的人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冯友兰，他曾回忆：“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

刘师培为文学史课程编写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鲁迅也大力肯定，曾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鲁迅又推荐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1918年起，刘师培开始指导经学、史传、中古文学史、诸子4种研究科目，在北大文科教员中属刘师培指导科目最多。这年春天，北洋政府国史馆划归北大，改称国史编纂处，蔡元培校长兼任处长，下设征集、纂辑两股。病中的刘师培，又被聘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在助理的协助下，刘师培用一年时间即编纂完成政治史“志”类长编36册，文明史“风俗”类长编27册。

创办《国故》成为旧派代表人物

刘师培家学深厚，尽管生活颠沛流离，仍不忘保存和研究国粹。参加光复会期间，刘师培参与发起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1906年，国学保存会出版了刘师培创编的5种教科书。1905年至1912年，《国粹学报》总计发行82期，刘师培的文章占80期，对国粹派理论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投靠清廷期间，刘师培参与敦煌卷子考释，1911年年初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成为敦煌研究的先声。流落山西阎锡山幕府期间，刘师培还创办《国故钩沉》杂志。

受聘北大后，刘师培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猛烈冲击。为与之抗衡，他在编国史长编的同时，准备恢复《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鲁迅针锋相对，严厉批判道：“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二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

针对白话文运动，刘师培试图旧瓶装新酒，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刘师培除了日常上课和研究国粹文化之外，他在北大的住宅也成为旧派知识分子召集会议、研究学术的场所。1919年1月26日，部分北大师生为挽救“国学沦夷”，在刘师培住宅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刘师培与黄侃被推举为总编辑。至此，与新文化派对立的国故派形成。

钱玄同在给鲁迅的信中痛斥“国故”，大骂“国故万岁！混蛋万岁！！”北洋军阀政府的《公言报》也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将陈独秀等划为新派，以《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为阵地，将刘师培等划为旧派，以《国故》为阵地，宣称两派互相争辩，形成对立之势。为此，刘师培专门致函《公言报》为自己辩白，表示《国故》月刊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但并非为了与诸杂志社互相争辩。此时的刘师培早已没有昔日与人一较高下的威风和气势，但新旧两派的对立之势已然形成。即使是国故派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古文学家刘师培与今文学家崔适在校内的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处，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时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

在北大新旧两派文化势同水火之时，刘师培已经病势沉重，很少在校园中露面。同在国文系任教的周作人也只见过一面，“远远的望见他，那时他的肺病大约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一个病夫模样”。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年夏天，刘师培肺病加剧，自知来日无多，收黄侃为“传人”。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和平医院。临终前，他把黄侃叫至病榻前说道：“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刘师培去世后，陈独秀主持料理丧事，并用康有为的诗权作悼文：“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执笔：李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