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和刘半农同为北大教授，一位是旧学造诣极高却转向新文化的文字学家，一位是写旧小说出名却转向新文学的语言学家。他们携手编辑《新青年》，共同演绎“双簧戏”，一起倡导国语运动，参与简化汉字、编写注音字母、推广标点符号等工作，为普及教育、启蒙思想做出积极贡献，留下了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段佳话。
《新青年》结缘成好友
钱玄同1887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幼入家塾，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1906年赴日留学，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1913年，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兼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作为章门高足，钱玄同文字学造诣极深，却对僵死的旧文学和传统文化充满叛逆之心，持有变革之意。
1917年1月，钱玄同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看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深受触动，如觅知音。他立即给陈独秀写信，响应文学革命主张。同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刊发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期刊载钱玄同《致陈独秀：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进而言改良文艺，其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又不知若何咒骂。”其后，又发表《反对用典及其他》《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文，提出文章应加新式标点符号、数字可改用阿拉伯数字、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为左行横移等主张。
胡适、陈独秀与钱玄同的文章、通信发表后，《新青年》的另一名重要撰稿人、上海文坛新秀刘半农也积极响应。同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不仅支持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以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为纯文学；写散文要突出“我”的感受，不模仿古人和今人；韵文要“破坏旧韵重造新韵”；文章分段、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等改良意见。他还回应了钱玄同的通信内容，认真地和钱玄同探讨制定汉语新韵的问题，他说：“希望于‘国语研究会’诸君，以调查所得，撰一定谱，行之于世，则尽善尽美矣。”
刘半农原名刘寿彭，1891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07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办，辍学回家。次年来到上海，打过短工，做过开明剧社编剧，还在中华书局当过编译员。在此期间，他笔耕不辍，先后在《小说月报》《礼拜六》等杂志发表译作、小说，很快成为上海文坛十分活跃的小说新秀，斩获“文坛魁首”之美誉，拥有一批忠实读者。
《新青年》创刊初期，为提高刊物知名度，扩大影响，陈独秀四处招兵买马，很快就想到在上海文坛颇有名气的“江阴才子”刘半农。1916年，一次偶他约稿，刘半农欣然答应。同年10月起，刘半农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成为《新青年》重要撰稿人之一。
就这样，因共同响应和支持《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在上海的文坛新秀刘半农和远在北京的文字学家钱玄同“相识”了。尽管天各一方，未曾谋面，但二人因在文学变革、提倡国语等方面见解相同而惺惺相惜、遥相呼应。
1917年1月，经蔡元培力邀，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杂志迁往北京。陈独秀利用蔡元培赋予的人事和行政权，邀请倡导新文化的有识之士到北大任教，刘半农也在受邀之列。这年秋天，刘半农到达北京，任北京大学法科预科教授，与钱玄同成为同事。
这一时期，陈独秀将《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他和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轮流编辑。沈尹默患有严重的眼疾，常常将编辑任务交给钱玄同、刘半农帮忙。因同在北大授课，又共同参与《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和刘半农接触多起来。再加上二人性情相近，志趣相投，在教授圈子里成为交往密切的好朋友。
合演“双簧”传佳话
20世纪初的中国，古文旧学因艰深晦涩不易传播，已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但在守旧派的维护下，依然为大部分文人沿用。直到袁世凯鼓吹复古思想，复辟帝制，才引起进步知识分子的反思，他们奋起批判复古主义。文学革命爆发后，钱玄同认准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两个革命对象，撰文给予抨击，但当时反响并不强烈，只有林纾在《国民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算是公开反对。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对林纾的观点加以反驳，但林纾没有及时回应。
没有对手反击，无人进行辩论，文学革命有些尴尬，倡导者也颇感寂寥。为改变现状，1917年10月，刘半农致信钱玄同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经锣鼓震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譬如作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誉是毁，也不管他。”
做过编剧的刘半农，想到演双簧戏。他想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展示给读者，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钱玄同觉得主意虽好，但手法不妥。经刘半农反复劝说，钱玄同终于答应配合。
1918年3月15日，一封署名“王敬轩”的读者来信在《新青年》发表，该文用文言写成，不用新式标点，作者用封建卫道士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罪状”，极尽诋毁之能事。同时刊出的，还有刘半农用白话写的《复王敬轩书》，该文洋洋万言，与王敬轩观点针锋相对。这两篇言辞激烈、水火不容的文章拉开了“双簧”大幕。
其实，“王敬轩”正是钱玄同的化名。由于对旧式文人非常熟悉，他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种种误解、歪曲，足以乱真。刘半农的复信，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反驳谩骂，风格直爽泼辣，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林纾作为“反角”强拉进来，指名道地痛斥攻击。
“双簧信”发表后，林纾等保持沉默。之后，《新青年》同人又捉刀代笔，发表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戴主一”的读者来信。信中责备刘半农复王敬轩的话“大唱厥词，肆意而骂之”，说《新青年》诸君为胡言乱语之狂徒，质疑文学革命的合理性。随后，又刊出陈独秀的复信予以反驳。这期间，他们还向林纾得意弟子张厚载约稿，张稿发表后，钱玄同又撰文痛批了张厚载。
1918年，胡适的《建设的新文学革命论》、鲁迅的《渡河与引路》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先后发表，廓清新旧文学界限，引导新文学创作价值取向。同时，《新青年》陆续刊发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宣告诗歌创作冲破旧体诗束缚。同年5月起，杂志全部使用白话文，鲁迅的《狂人日记》横空出世，震动社会，成为新文学奠基之作。散文、文学批评和戏剧新作品也一一亮相。后来，《每周评论》《新潮》作为新生力量，加盟新文化运动，使文学革命阵营如虎添翼，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林纾一开始似乎没有想好反对文学革命的理由。1919年，他才用文言文发表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随后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按语中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学家的主张祸及人群，无异于洪水猛兽。提醒蔡元培要制止反孔、废除白话行为。蔡元培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逐一反驳其观点，为新文化运动辩护。之后，鲁迅也加入论战，矛头直指林纾。
面对激烈的口诛笔伐，4月5日，林纾发文承认有过激谩骂言辞错误，表示会以和平方式卫道。接着发表《论古文白话文之消长》，坚持维护古文主张，最后发出凄婉无奈的感叹：“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至此，历时一年多的新旧文化论战终于落下帷幕。
这场激烈的“双簧戏”中，钱玄同、刘半农放下文人矜持，借助自我“炒作”、自我反驳的做法，为反对旧文学、提高新文学影响力立下汗马功劳，给这场文学革命增添了些许戏剧色彩。
并肩战斗逐浪高
“双簧戏”后，钱玄同、刘半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继续并肩战斗，助力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
1918年11月，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作揖主义》，针对当时封建保守派“保存国粹”的主张，他以戏谑笔吻，描绘了弯腰曲背的前清遗老、衣冠楚楚的京官老爷、古言道貌的孔教会会长、复古主义的“王敬轩们”的迂腐形象，猛烈批判了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知识者”卖国求荣、愚弄群众、倒行逆施的恶行。钱玄同则以“玄同附记”刊于该文之后，表达了对刘半农的赞同。他说：“半农发明这个‘作揖主义’，玄同绝对地赞成，以后见了诸公，也要实行这个主义。”
《新青年》虽然提倡文学革命，但第3卷第5号以前都用文言文和旧式圈点。钱玄同身先士卒，1917年8月1日，他和陈独秀的通信改用白话，这是中国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他不仅躬身力行，还敦请其他人用白话作文，在他的提议下，《新青年》第4卷第1号起用新式标点符号排印。该期出版后，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视之为怪物。刘半农力挺钱玄同，公开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
为支持文学革命，刘半农甚至改了笔名。他原来的笔名是“刘半侬”，好友鲁迅说“侬”字很有礼拜六气，为表示与旧文学决裂，他将“侬”改为“农”。他还尝试用白话作诗。1918年1月，《新青年》开设《诗》专栏，刘半农发表《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两首白话新诗，均署名“半农”，与胡适、沈尹默鼎足而立，成为新诗史上最早出现的3位诗人之一。
在传统卫道士眼中，歌谣是下里巴人文学，不登大雅之堂，与阳春白雪的“贵族文学”不可同日而语。刘半农却勇敢地向“贵族文学”发起挑战。1918年，他发起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拉开民歌征集序幕，钱玄同鼎力相助，协助他搜集民歌俗曲，推动民间文学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为之在学术界争取合法地位，并为白话文学注入新鲜血液。
钱玄同认为国民思想愚昧，国家内忧外患，是因为汉字繁杂、难以掌握，妨碍文化普及，提出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等激进观点，引起极大关注。实践后，他发现汉字不是一时间可以废除的，普及世界语还需要时间，便不遗余力地推动国语运动。他和刘半农等一起参与简化汉字、编写注音字母、推广标点符号等工作，为普及教育、启蒙思想添柴助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文字改革中，周恩来曾感慨地说：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
1919年2月，北大推举刘半农、钱玄同等6人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统一会）会员。同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成立，钱玄同、刘半农同为会员。在统一会第一次大会上，钱玄同、刘半农等提交《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和《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议决通过。9月，二人同时参加“国语词典员会”，与黎锦熙、顾颉刚等人合编《中国辞典》，遗憾的是因承担出版的书店倒闭，该书没有印成。
钱玄同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他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主张妇女剪发，生育限制，自由恋爱。他和妻子是按旧礼教包办的婚姻，妻子长期生病，他毫不嫌弃，尽力医治，亲自服侍，十年如一日。有朋友劝他纳妾，因为一妻一妾在当时是很风光的事，他的家境也能接受。但他回绝了，他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
刘半农提倡尊重女性，并在文字中为女性争得一席之地。中国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历来多用“伊”指代女子。当时，一些外文翻译过来，“她”多被译成“女”“那女的”，读起来不简洁、没有美感。刘半农认为“女”这种翻译读起来别扭，充斥着旧社会视女性为男性附属品的陈腐气味。他大胆革新，创造出“她”字特指女性。“她”的出现，在文坛掀起一阵波涛，质疑、抨击声此起彼伏。1920年，刘半农搜集大量资料，阅读古今文献，写出《她字问题》，郑重提出自己的观点。同年，发表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将“她”字引入作品。这首诗言辞唯美、情真意切，受到年轻人追捧，经赵元任谱曲后，经久传唱。
五四运动爆发，将新文化运动推至高潮。这一年，全国至少有400种白话报刊面世，白话文成为时尚，为普通民众使用。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通令，从本年秋季起，全国小学一、二年级教科书改用白话。不久，大中小学教材全部改用白话，白话文成为通用话语和书面表述形式。同年，刘半农赴欧洲留学，专修语言学。
1925年，留法期间，刘半农获得法国语言学国家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发起组织了“数人会”，钱玄同主张趁“数人会”之便，提出专议“国语罗马字”问题。1934年，刘半农赴张家口调查方言期间意外染病，英年早逝。得知相识相知17年的老友离世，钱玄同惊诧伤心地写道：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刘半农”和“死了”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此后的怀念文章中，钱玄同常常提到二人在《新青年》和“国语运动”中并肩战斗的情景。不幸的是，仅仅5年后，钱玄同因脑出血在北平病逝。自此，新文化运动的“双簧”战将正式谢幕。
（执笔：贾变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