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内，李大钊烈士陵园对面有一方墓地，墓碑上镌刻着“张西曼教授之墓”，落款是“周恩来敬题于北平”。张西曼作为老资格的同盟会员，尽管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数十年如一日宣传马列主义，支持革命活动，致力于中苏文化交流，被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张西曼

传播马列主义

张西曼，又名张百禄，1895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他成长在一个开明进步的家庭，祖父张梓林在清朝时任职于太医院，颇具革新思想，兄长张仲钧早年加入同盟会，堂兄张百熙曾任清朝督学大臣，父亲也热心于维新运动。在父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年仅13岁的张西曼，经湖南老乡宋教仁、谭人凤介绍，加入同盟会，次年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在校期间，年少的他一边接受新式学堂教育，一边秘密宣传三民主义。

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引起清政府极度恐慌，他们大肆追捕革命人士。为躲避追捕，1911年，在父亲的安排下，16岁的张西曼离开北京，赴俄国海参崴继续求学，进入俄帝国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后改名为东方大学），选学政治、经济等科目。在这里，张西曼结识了一些思想进步的俄国朋友，他们经常结伴游玩，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交谈革命理想。这些书在当时被称为“禁书”，在与俄国友人的交流互动中，他萌生了中俄互助的革命思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俄国报纸不断报道中国革命的消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成为海参崴一带侨胞谈论的热门话题。张西曼也密切关注着中国南方革命发展态势。这时，兄长张仲钧特意从中国东三省赶来告诉他，即将在南方成立革命政府，正积极准备北伐，希望他能在中俄边境招募马贼骑兵，助力北伐。年仅17岁的张西曼慨然应允，他不畏艰险，孤身上山，亲自跑到距离海参崴一百多里的深山中，与威名远震的“马贼”首领刘弹子会面，经过多次协商，说服刘弹子率部南下，组成北伐骑兵团，支援辛亥革命。1914年，张西曼学成回国，到哈尔滨工作，与邓洁民等人一起创办哈尔滨东华学校。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受到巨大鼓舞，张西曼也倍感振奋。1918年冬天，在民主革命家万福华帮助下，张西曼从哈尔滨赴海参崴考察。这时的海参崴，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掌握政权，工农联合政权的红旗高高飘扬。张西曼认真研读各种革命著作，搜集关于十月革命的资料，逐渐领悟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他坚信“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决定从传播革命思想做起，积极推动中俄革命互助。

五四运动后，身在俄国的张西曼分别给孙中山、蔡元培和万福华写信，详细陈述他在俄国学习、观察所得的思想收获，主张发起“社会主义研究会”，呼吁学习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促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1919年11月，应蔡元培和万福华邀请，张西曼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工作，与李大钊成为同事和朋友。

李大钊与张西曼都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浓厚热情，很快，他们秘密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俄国革命思想。社会主义研究会初期活动地点不固定，后来大多在北大图书馆。为避免北洋军阀干涉，他们组织活动时十分谨慎，不发布公告和宣言，直到1920年12月，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一则通告，宣布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研究会的成立使北大对社会主义的学习研究，从个别、秘密的状态走向有组织、公开的阶段。后来，他们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推动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经验的传播。

张西曼还将从俄国带回来的大量资料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并编著一些有关十月革命后苏俄党政方面的重要资料。他的译作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这个党纲于1919年3月由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阐明了苏俄初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1920年，张西曼以“希曼”为笔名，翻译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单行本。1921年，起草中共一大党纲时就参考了《俄国共产党党纲》。从1922年到1927年，《俄国共产党党纲》作为康姆尼斯特系列丛书第2种，由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开出版发行，连续印行6版，累计发行数万册。

推动俄语教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早在张百熙任监督（校长）时，就将俄语教学设立为独立的系，与英语、德语、法语、日语等同等重视。后来，由于教师不认真且教材缺失，导致俄语教学质量严重下滑，直至停止招生。1919年，张西曼向蔡元培建议恢复俄文系，培养俄语专业人才，促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

北大俄文系恢复过程曲折艰难。自1919年春季起，张西曼等就开始付诸努力，但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校经费困难，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或从中阻挠。直到1920年秋季招生时，蔡元培才临时接受他们的主张，决定恢复俄文系。考虑到教授俄文与宣传俄国革命的关联，很多学生不敢报考。为吸引学生入学，北大发布公告，对愿意就读俄文系预科一年级的备取生给予特别通融，准予其注册入学，免于考试。

很多备取生将俄文系作为进入北大的捷径，乘机注册入学，当年的俄文系预科、本科共录取学生七八十人。为培养更多俄文人才，防止学生进入俄文系后再跳班、转换专业，张西曼建议在招生政策中加上注册入学后不准改系的规定，这一建议遭到反对，没能实施。他预见到这样草率恢复的俄文系前途暗淡，便婉言谢绝出任系主任一职，只负责编写教材、授课等事务。

尽管如此，张西曼还是为俄文系的建设付出很大心血。他参考英文、德文和法文系的科目编制，为北大俄文系起草科目表，制订教学计划，建立规章制度，并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设法扩充俄文图书。他还协助聘请俄国诗人铁捷克、作家伊文等人在北大俄文系任教。可惜的是，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北大俄文系开学不久，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很多学生纷纷转系，到毕业时俄文系学生已所剩无几。

张西曼除在北大俄文系授课外，还在多所学校教授俄语，先后任教于北京俄文专修馆、北方交通大学、中国大学等校。此外，还帮助其他私立学校开设俄文科目。在俄语课堂上，他经常向学生传授俄国文化与革命思想，启发青年人觉悟。曾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曹靖华都是他的学生。

十月革命后，“治俄文，穷俄事”成为潮流。1921年，张西曼与北大俄文教员鲍立维（又译柏烈伟）合作编写了《俄文文法》。1923年和1925年，他又先后编写出版《中等俄文典》《新俄罗斯》，作为俄语学习的配套教材，受到读者欢迎，张西曼也因此成为中国编写俄语系列教材的第一人。这些教材都由他自掏腰包编印，由于条件简陋，没有出版单位，书籍经销处就设在他家中或工作单位。

1925年，张西曼等人创办国立中俄大学，但因北洋军阀政府阻挠破坏，开学不久便在经费上陷入困境。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北京后，大肆捕杀革命人士，中俄大学并入国立政法大学，改为俄文政法学系。

三次建言“联俄”

1919年年初，在俄共（布）中央和列宁的谋划下，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将在莫斯科召开，邀请各国革命政党和团体派代表参加。正在俄国的张西曼得知这一消息后，专程从海参崴回国，秘密抵达上海，谒见孙中山。他向孙中山建议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革命政党，向俄国共产党学习，建立民众基础，“响应国际会议的号召，派遣富有时代政治学养的代表参加，共同策进消灭帝国主义和其走狗的伟大业绩”。这是他第一次向孙中山建言“联俄”。面对这位年少时便参加同盟会的学者，孙中山答应详加考虑，但碍于种种因素，并未派代表参加。

五四运动后，很多人将寻求救国之道的目光转向俄国，孙中山也对苏俄革命怀有极大兴趣，开始多方接触。1921年，在共产国际派出正式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之前，张西曼在广州再次谒见孙中山，他分析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因素，再次建议孙中山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要相互承认、互相帮助。这一次，孙中山仍有顾虑，没有做出“联俄”决策。

两次受挫并没有打消张西曼的信念。他坚信，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道路，只有发动广大民众，中国革命才有可能取得最终胜利。1922年6月，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遭受重大打击。此时，在列宁领导下的苏俄，不仅挫败了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而且平定了国内叛乱。孙中山陷入深思：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此时，密切关注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张西曼，趁大学放暑假，赶到上海第3次游说孙中山“联俄”，这一次他终于得到肯定的回应。

张西曼向孙中山提供了大量自己编译的俄共党政资料。孙中山看后，认为俄共的党务，即组织和宣传能力是最应当学习的。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推动与帮助下，孙中山最终得出结论：无论是政治途径还是军事途径的革命，都没有成功的把握，只有学习俄国的方法，重视党务，健全领导组织，巩固民众基础，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才有成功的希望。孙中山表示，要尽一切力量，促进两大革命国家领袖和民众间的互相认识与友谊，以期收到“联俄”政策的预期效果。

1922年8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拒绝苏俄代表越飞关于召开中俄会议的提议。经过各方争取，当局终于在9月同意召开中俄会议，但对会议相关事宜采取拖延态度。张西曼回到北京后，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立即以“煌言”为笔名在《晨报》发表《我们对中俄会议应有的表示》一文，批评北洋军阀政府一再拖延中俄会议的错误态度。10天后，进步俄侨编辑的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译载了这篇文章。很快，苏俄特使越飞就派出代表和孙中山接触。

同年9月，在孙中山指示下，国民党改进方案起草委员会开始着手改造国民党，张西曼根据自己对俄国共产党的了解，对此提供了很多帮助。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联俄”政策初步确立。作为最早向孙中山介绍苏俄情况的人之一，张西曼的3次建言，对孙中山决定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926年，张西曼参与国民革命政府工作，历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兼鲍罗 外交顾问、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抗日战争时期，他始终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抗战结束后，他成为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斗士。1949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张西曼抵达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同年7月因肺癌病逝。作为老资格的同盟会员，张西曼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始终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被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执笔：王晨育  贾变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