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北京东城福佑寺里，毛泽东读到一本油印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就是16年后他在陕北窑洞跟美国记者斯诺提起的，对他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影响最为深刻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主要译者之一，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早期马克思主义杰出传播者李梅羹。

李梅羹

从医专转入北大

李梅羹，1901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私塾家庭。因父母早逝，他由祖父李韫谦抚养成人。祖父为供他读书，卖掉了家中大部分田产。1915年夏，李梅羹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德文班。在这所提倡新学、崇尚自然科学的学校，他常和同学罗章龙、宋天放、陈德荣、罗汉等人讨论时事，还一起加入辅仁学社。他曾感叹，个人生命短暂渺小，“唯有以短促之生命，以救民于水火事业，心境稍获宁静”。

1918年夏，李梅羹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前身，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罗章龙、宋天放、陈德荣等考入北大，罗汉考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这些湘籍学子常到北大文学院聆听陈独秀、胡适等讲课，齐聚北大图书馆讨论时事，在这个全国新文化运动中心耳濡目染，思想受到启蒙，眼界变得开阔。

五四运动前夕，李梅羹和易克嶷、匡互生、罗章龙、宋天放、罗汉、陈德荣等湘籍学子，参加了领导北京学生运动的秘密行动小组。这个小组集合了国立八校学生代表，以北大为主，吸收高师、工专、医专、法政、俄文专修科、法文专修科和农科等7所学校学生参加。他们事先探查卖国贼住宅，查明曹汝霖位于赵家楼胡同的具体住址，又到照相馆陈列窗辨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相貌。5月4日当天，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阻后，他们便引导队伍转道去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火烧曹宅。

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国内广泛传播。受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等思潮影响，1919年秋，李梅羹与罗章龙、邓中夏、张国焘、吴汝铭、杨人杞、罗汉等30余人，组织了倡导实行泛劳动与自由研究的学生团体——曦园。他们租住在东黄城根街达教胡同2号，半工半读、互助互济，轮流做饭、洗衣、挑水、扫地，过着俭朴平等、互为诤友的生活。这种美好但不切实际的团体生活没持续多久便告结束。

李梅羹逐渐认识到，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能寄希望于乌托邦幻想，必须联系社会实际，从思想上唤醒民众，激发蕴藏在广大群众中的伟大力量，这比医治民众疾病更为急迫。1919年年底，李梅羹从医专转入北大德文系二年级，和罗章龙、宋天放又成了同班同学。在北大红楼，他与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著名人物有了更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人生道路彻底改写。

译介马列著作

进入北大后，李梅羹便积极参与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邀集的外文书籍编目提要工作，开始接触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3月，他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与王有德、罗章龙、商章孙、宋天放等人成为德文翻译组的主要成员。

李梅羹性格沉静、勤奋好学，他和德文翻译组的同学们，一起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传》等著作。1919年年底，他们译注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当时国内最早的中文全译本，而且是从德文版直译而来。

在这之前，各大报刊登载的译本大多出自日文版，少量来自英文版，而且只有部分内容，不是全译本。如1919年4月，《每周评论》刊登成舍我用白话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同年11月，《国民》杂志刊出北大学生李泽彰从英文版摘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半部分。而陈望道翻译、流传甚广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则在这之后。陈译本参考了日文版和英文版，英文版当时并不多见，是陈望道托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陈译本后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共产国际代表资助，于1920年8月铅印出版。

《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要想翻出信、达、雅的译文，实属不易。德文组先是反复诵读原著，有些经典段落李梅羹等人都能背诵，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译成中文后，为让读者看明白，就在必要的地方加一些解释性文字。如开篇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都觉得，“幽灵”这词不太好，中文含有贬义，但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徘徊”这个词也不太好，它没有指出方向。最后大家决定，采取直译加说明的方式。于是，加写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类似的说明，译文中有七八处。

由于马克思主义被北洋军阀政府视为“洪水猛兽”，译稿不便公开发行，李梅羹、罗章龙等人也担心译文不够准确，便印发了少量油印本，只做内部传阅学习。这本书对毛泽东树立终生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正是通过研究会的渠道，在好友兼老乡罗章龙、李梅羹的帮助下，才得以看到这本油印小册子。

李梅羹参与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也是最早的中译本。这项翻译工作由李大钊提议，大家都觉得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便请德文老师讲解。可德文老师虽认得文字，却不懂文字蕴藏的含义。后来，他们总算译出了一稿，并把译稿交给北大经济学教授陈启修，请他参照这个译稿再把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直接译出来，作为学会的学习资料。

这些译作引导很多青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也让李梅羹看到了其中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从此，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译介了许多马列著作。1923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制定翻译规划，准备出版康姆尼斯特丛书10种、列宁全书14种。同时，与上海、广州的同志一起规划翻译马克思全书14种、其他9种等相关著作，编译者大都用笔名。由于会员们投身工人运动、参加实际政治斗争，这些丛书只译出大约一半。其中，李梅羹译书成果较多，在国家博物馆现存最早翻译的马列书籍中，就有几本他翻译并署名“墨耕”的列宁著作，如《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

投身工人运动

1920年4月的一天，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来了几位远方的特殊客人。他们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维经斯基和他的两名助手，毕业于东方学院的季托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朝鲜活动家金万谦），同行的还有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翻译杨明斋。他们经共产国际批准，来华了解情况并推动建立党组织。这一天，李大钊召集李梅羹和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与维经斯基等人座谈。维经斯基侃侃而谈，大家认真倾听，对苏维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年暑假，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李梅羹和张国焘、罗章龙来到长辛店。那是一个星期天，3人来到长辛店车站，访问一位电报房工人吴敏珂。吴原是北京法文学校的进步学生，五四期间曾到北大联络。吴带他们去工人住宅区访问，并与他的山东同乡、工人中颇有影响的史文彬等人交谈。随后，史文彬带3人到工厂参观，又去家里交谈，气氛很是热烈。

从此，李梅羹他们不穿长衫，不打学生腔，多次去长辛店、南口等地工厂调查工人情况，采取座谈会形式，启发工人觉悟。他们还邀请工人假日进城游园，促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增进双方了解。

1920年11月，李梅羹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首批团员。同月，又与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加入共产党北京支部。此后，他积极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参与主办《工人周刊》，担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财务委员，成为北京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

北京党组织1921年夏创办《工人周刊》，李梅羹担任杂志西文秘书兼编委，主编罗章龙去外地领导工人运动时，他便代理主编职务。1922年10月，他到唐山参与领导开滦5个煤矿5万多名工人举行的大罢工，正在开会时，与罗章龙、邓培等人被捕，幸好很快被工人纠察队救回，总算有惊无险。

1923年2月初，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李梅羹和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缪伯英等常驻前门东站，与京汉铁路全线16个车站的工人保持联络，指导罢工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二七惨案发生后，他和罗章龙等冒着被军警缉捕的危险，迅速收集罢工资料和照片，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开始动笔时是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宿舍，因当局眼线众多，工作不便，李梅羹和罗章龙就在沙滩骑河楼临时找了一间小屋子继续编写。“当时天寒无炉火，二人用芦花败絮裹腿，盘坐在土炕上，呵冻挥毫，日夜不辍，边写边印。”仅用一个多月时间，书稿便编写完毕并在北京大学印刷厂赶排出版，向全国揭露吴佩孚镇压工人的罪恶行径，鼓舞工人继续战斗，成为全面报道二七斗争最早、最翔实的历史文献。

《京汉工人流血记》3月底在北京初印5000册，后又在广州多次重印，畅销南北，影响很大。孙中山看后，对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说：“我当年开始搞革命时，策动群众，少则百八十人，多不过几千几百人。你们看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二七’罢工就是例子。”

1925年年初，李梅羹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时继续从事翻译工作。1928年6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有关工作，任大会德文翻译组组长。1929年回国后，在上海任中央宣传部翻译室主任，主要负责《共产国际通讯》翻译工作。1934年病逝。徐特立曾写诗吊唁：“墨泪交流纸上痕，远书珍重哭亡孙。自古聪明多不幸，孔门曾亦失颜渊。”

（执笔：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