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何孟雄、缪伯英这对夫妻在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中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既是湖南同乡，又同在北京求学，因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何孟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缪伯英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他们双双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缪伯英                            何孟雄

探索改造社会的尝试

1899年，缪伯英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缪云可曾任湖南省教育司主任，致力于教育救国，尤其重视妇女教育。缪伯英从小受到良好教育，20岁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初到北京，求知若渴的她被这里的各种新思潮吸引，一边认真学习校内课程，一边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活动。为表达自己反封建的决心，她将一头长发剪成齐耳短发，在女生中显得与众不同。

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湖南学生同乡会上，缪伯英结识了何孟雄。何孟雄是湖南炎陵县人，1917年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长沙求学期间，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并结识了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师生。1918年夏，何孟雄赴北京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筹备活动，在法文专修馆学习，半年后到北京大学理科当旁听生。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何孟雄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缪伯英对北大的各种进步活动产生浓厚兴趣，经何孟雄介绍，她经常到北大读书、看报、听演讲。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大失所望，他们开始探索改造社会的新道路。工读互助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1919年年底，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支持下，中国大学毕业生、记者王光祈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提出“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理念，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生活，要求成员半工半读，自食其力。

何孟雄、缪伯英出于对工读互助新思潮的着迷，一起参加了这次实践活动。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分为4组，设有食堂股、电影股、洗衣股、英算专修馆等。何孟雄所在的第1组在沙滩东口骑河楼斗鸡坑7号租了3间小房子，摆上5张桌子，办起“俭节食堂”。为彰显决心，成员们在门口贴上“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的对联。北京《晨报》发表《寒苦学生之模范》一文，介绍何孟雄等开办的“俭节食堂”，称赞“菜蔬精美价格低廉，大受学生欢迎”。缪伯英所在的第3组全是女生，她们租住在东安门北河沿17号，挂出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小木牌，开起裁缝店、洗衣店，女学生变身“女裁缝”。开张之日，她们还贴了不少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参加工读互助实践活动的学生们不怕吃苦，勤于劳作，缪伯英甚至为此一度中断学业。但是仅有理想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缺少经验，经营管理不善，没过多久，电影、石印、洗衣几股相继停业，工读互助实践岌岌可危。学生们决定扩大食堂规模，另外租下2间房子，增添5张桌子，准备背水一战。但是这次扩充却引发了食堂危机，团员们很快发现，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以前要大，以致十几天后不仅每天要亏本1元5角，甚至连料理食堂的8个人吃饭都成了问题。不久，食堂只好关门歇业。美好的愿望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碎，1920年3月23日，工读互助团第1组宣布解散，10月，女子工读互助团也难以为继。

实践证明，“工读互助”救国是行不通的。何孟雄、缪伯英等逐渐意识到：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的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于是他们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实际可循的途径。

双双成为早期共产党员

参加工读互助团期间，缪伯英就经常到北京大学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李大钊在一次演讲时，谈到青年学习、生活方向问题，激动地呼吁：“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啊，猛进啊，我亲爱的青年。”缪伯英分外激动，演讲结束后，她找到李大钊，诚恳地说：“您讲得真好，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看到她那诚挚的眼神，便答应了。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着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思考问题，逐渐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缪伯英还特别关注妇女解放问题，她在《家庭与女子》一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发出“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1920年3月，何孟雄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北大学生在李大钊指导下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也加入研究会。这时的何孟雄还有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缪伯英就经常与他一起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讨论俄国十月革命，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李大钊的引导和缪伯英的帮助下，何孟雄逐渐抛弃无政府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何孟雄、缪伯英成为第一批青年团员。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为充实革命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何孟雄、缪伯英等5人入党，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北京西城地区最早的中共基层组织西城支部成立，缪伯英成为第一任书记。

身陷囹圄坚贞不屈

1921年3月1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开会，推选何孟雄赴柏林参加国际少年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临行前出于安全起见，缪伯英把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信和“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缝在了何孟雄贴身的衣服里。3月底，何孟雄和其他参加会议的代表由北京出发，取道苏俄转赴柏林。可是他们的行踪被北洋军阀政府的密探发现，行至满洲里时被奉系军阀逮捕，关进黑龙江的陆军监狱。

这已经不是何孟雄第一次被捕入狱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入狱两次。第一次是1919年6月3日，何孟雄因为上街宣传反帝爱国而被军警逮捕，关进被临时改作监狱的北大三院礼堂。第二次是1920年5月1日，北大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何孟雄在街头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传单被军警逮捕。在狱中被审讯时，何孟雄义正词严地声明，自己此举纯为救国。

这次被关进陆军监狱，何孟雄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还写下《狱中题壁》表明心志：

当年小吏陷江州，

今日龙江作楚囚。

万里投荒阿穆尔，

从容莫负少年头。

何孟雄在狱中临危不惧，接受审讯时一口咬定此行是赴莫斯科考察教育，始终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他还巧妙地将重要文件保存完好。在狱中，何孟雄想方设法把自己被捕、请求营救的信件传递出去。经过几个月辗转，信终于到了李大钊手中。李大钊立刻托友人与关押何孟雄等人的监狱取得联系，筹措经费，积极展开营救。罗章龙也找到蔡元培，请他出面保释。何孟雄终于获释。为纪念这一事件，他特地取了个“江囚”的笔名。经过这次狱中考验，何孟雄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回到北京后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甘洒热血写春秋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何孟雄与缪伯英的心也逐渐走到了一起。1921年10月9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何孟雄、缪伯英在中老胡同5号喜结连理。从这天起，他们的家就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同志们经常在这里开会、活动。陈独秀从上海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途经北京时也住在这里。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在北京成立。何孟雄随即投入北方分部工作，不久代理北方分部主任职务，主持工作，主编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何孟雄把主要精力投入工人运动，根据党的指示，常秘密前往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以及唐山、石家庄等地，办夜校、建工会，给工人讲课，与他们话家常，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工人视为贴心人。

1922年夏，何孟雄奉李大钊之命到京绥铁路，以密查员身份做掩护，开展工人运动。他深入南口、张家口等地发动工人，领导开办了工人夜校、读报组、文化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提高素质。何孟雄经常在工人们下工后，和他们一起聊天说时事，谈苏俄革命，讲英、德、美等国的工人斗争。为了便于工人理解，他编写通俗易懂的歌谣，如“不做工的大肚皮，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团结！团结！最后胜利是我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他先后成功领导了南口工人斗争、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等。

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部长。8月，遵照党组织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不久，她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缪伯英与同志们一起秘密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家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李大钊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因为革命工作，何孟雄、缪伯英聚少离多。一次在天津工作时，何孟雄拍下一张照片，回到北京后，在照片背面写下一段题记：“此像摄于天津，正适伯英病。我自己投身劳动运（动）时期，为五路同盟，将他等的台拆散，建树吾们的基本组织。”短短数语，既表达了何孟雄对爱人的牵挂，更表达了他强烈的斗争意志和献身工人运动的决心。

1924年夏，因叛徒出卖，何孟雄、缪伯英身份暴露。接到组织通知，二人当天便乘火车南下，回到长沙乡下老家。此后缪伯英又在长沙、武汉、上海从事党的工作，领导妇女运动。

长期清贫又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她因伤寒病救治无效溘然长逝。临终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

不幸的是，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何孟雄在上海再次被捕。在狱中，敌人借着他在党内受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妄图挑拨他与党的关系。审讯他的军法处处长说：“你反对立三路线，我也反对立三路线，希望我们联合起来。”何孟雄义正词严地怒斥道：“我们反对立三路线是为了建立一条正确路线，打倒你们，赶走帝国主义。”何孟雄在敌人面前坚决维护党的团结，他说：“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叛徒固然可恨，但叛徒再多，也不能影响革命。今天叛徒出卖了我，明天将有千百个革命的后来人！”2月7日，何孟雄英勇就义，年仅33岁。

（执笔：常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