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北京大学，常见一位深眼窝高鼻梁、仿佛西洋人相貌的老先生，身穿枣红色丝绸马褂，脑后拖一根油光锃亮的辫子，冬天则戴一顶瓜皮小帽，高视阔步，走在校园。这就是一代怪杰辜鸿铭。他学贯中西，既精通西学，又是儒学大家，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坚守封建道德，主张君主专制，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至死不剪发辫，被时人称为“北大最后的辫子”

学贯中西

辜鸿铭，1857年生于南洋英属马来亚槟榔屿，祖籍福建惠安，父亲为橡胶园总管，母亲是西洋人。他早年留学欧洲，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西方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学府，学习文学和哲学，到法国、意大利等地游学。他精通西方文化和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多种语言，堪称语言天才，被孙中山誉为近代中国“三个半”英语人才之一。

辜鸿铭在日本讲学时留影

1880年，23岁的辜鸿铭回到阔别近14年的槟榔屿。两年后，辜鸿铭在新加坡遇见了清朝官员马建忠，两个人推心置腹谈了3天，由此改变了辜鸿铭的人生方向。马建忠看出辜鸿铭是个极难得的人才，劝他回祖国效力。辜鸿铭想起10岁时赴英国前父亲的叮嘱：“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就这样，辜鸿铭操着不甚流利的中文，回到中国，开始深入学习汉语，从此醉心于研读儒家经典，成为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

通过中西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比较，他对当时西方人歧视中国文化的现象日益不满。他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文章说：“在中国，那些欧洲人只写了几本关于各省的方言录，或百来条一本的谚语集，就立即被冠以一个中国学问家的美称。”给扬扬自得的西方汉学家浇了一盆凉水。辜鸿铭批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缺乏了解，肆意诋毁中国文化的价值，显示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鲜明立场。

在辜鸿铭看来，西方的汉学水平实在低得出奇，即便是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在辜鸿铭眼里，“只能算一本托儿所的小人书”。他决定亲自动手翻译儒家经典，向西方展示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20世纪初，辜鸿铭先后翻译《论语》《中庸》《大学》等典籍。他的翻译独具创造性，超越了东西方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鸿沟，受到西方知识界的欢迎。《论语》译本卖出几十万册。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译《论语》时，未能见到他的译本，甚是遗憾，后搜求数年，终于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出抄录，“知其为精心撰写之作，不禁狂喜”。

辜鸿铭以儒学家扬名域外，受到西方知识分子的推崇，来华洋人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1913年，辜鸿铭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可见他在西方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西方再次名声大噪。1915年4月，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出版，集中反映了他的东西方文化观念。他说，中国人的精神是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的产物，西方人的精神是一种富于想象的理性。面对战争的破坏，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西方。

一战暴露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促使一部分西方人反思自己的历史文化，产生对东方文化朦胧的欣赏。这本书的问世正好契合了西方出现的新思潮，受到舆论界关注，各大报刊纷纷报道，评论界把它视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说，辜鸿铭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这位“卓著的中国学者对于欧战及东西文化关系的思想”，足以引起欧洲人士的深深思考。

《中国人的精神》被翻译成德、法等主要欧洲文字，在西方风靡一时，仅1916年，就有2个德文译本出现。因来华洋人常以一睹辜鸿铭为荣，他便买来上好的宣纸，请书法家梁敦彦写了一大摞“春秋大义”四字横幅，摆放在洋人云集的北京饭店大堂，以5块大洋1个字标价出售。前来购买的人竟络绎不绝，一时传为趣谈。

守旧偏执

1917年年初，蔡元培出任校长，彻底改造北京大学，聘请陈独秀、胡适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执教。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新旧思潮之间，壁垒分明，斗争日趋激烈。

辜鸿铭回国后，先后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洋文案”、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外交部侍郎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后辞去公职。1915年，辜鸿铭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他早年留学西方多年，按理说应该是西方文化的推崇者，但却极端守旧，提倡君主专制，倡导三纲五常，是北大旧派的代表人物。在某些洋人眼里，辜鸿铭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大学者、德高望重的哲学家，但在陈独秀、胡适等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看来，辜鸿铭只是一个守旧的老学究，一个顽固的晚清遗老。

1918年，《东方杂志》刊登《中西文明之评判》等文章，宣传辜鸿铭的东西文化观，说东方文化更优越。这正好撞到陈独秀等人的枪口上。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质问《东方杂志》，火力全开批驳辜鸿铭。辜鸿铭曾说，国人不卫生是注重精神生活的表现，陈独秀抓住这一谬论，对当时流行的东方是精神文化、西方是物质文化的论调大加嘲讽，说：如果重视“精神”使中国人不卫生的话，那么“精神”该是多么不干净啊！

新文化运动时期，辜鸿铭很少写中文文章，几乎没有公开回应新文化运动诸人的批评，只在英文报纸留下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密勒氏评论报》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邀请辜鸿铭和胡适作为正反双方发言。辜鸿铭正想找机会反驳胡适这些人，这次可谓机不可失。

1919年7月，辜鸿铭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反对中国文学革命》一文，一个月后又发表《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集中攻击白话文运动。

辜鸿铭不同意胡适将文言文称为“死文字”或“死语言”，他说“死文字”是指像拉丁语那样已经不流通的语言文字，而文言文，每天都在使用，怎么能说它死了呢？辜鸿铭还说，胡适等人提倡的所谓“白话文”，是庸俗而粗鄙的，就像胡适本人说的那种“归国留学生英语”一样，只是在美国下层社会才流行的庸俗语言。中国的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区别，如同莎士比亚典雅的英语和时下流行的庸俗英语的分别一样。

胡适迅速进行回击，他写了《辜鸿铭》一文，发表在8月3日的《每周评论》上，调侃辜鸿铭的保守和怪异：

现在的人看见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了辫子的人。当他在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却坐着不拜。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忽然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文章发表当天，辜鸿铭和胡适刚好都到北京车站附近的饭馆吃饭。偶遇之下，胡适把随身带的一张《每周评论》递给他看。辜鸿铭接过报纸，略略看了一遍，说：“胡先生，你的这段记事并不确切，让我来告诉你关于辫子的故事吧。”便把在国外因为辫子受到嘲笑，以及为了钟情的邻家女子而剪发相赠的故事，讲了一遍。他还告诉胡适，我从来没有不拜万寿，在座的朋友可以证明。

吃完饭，辜鸿铭忽然发飙。他把那张报纸叠了几折，使劲往口袋里一插，一定要胡适在报纸上向他道歉，若不道歉，就到法院控告！胡适觉得他不可理喻，说：“辜先生，你刚刚说的话是同我开玩笑，还是恐吓我呢？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好了。我要等到法院判决，才向你正式道歉。”辜鸿铭最后没有去法院告胡适。他清楚，其实自己讥讽和谩骂过的对手更多。

严厉怪诞

辜鸿铭在北大习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他痛恨新派人物，也看不起保守派，宁可做课堂上的教书匠，向青年学子讲讲学习英文、拉丁文的秘诀，或者发挥那套尊王忠君的思想。

新学期开课，他首先宣告：“要听我的课，但有约法三章，你们受得了便来，否则趁早退出。第一，凡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走，你们才可出去。第二，我问你们话或你们有问题，都必须站起来说。第三，指定你们背诵的书，都必须背得下来，背不出来不能坐下。”同学们觉得前两条容易办到，出于礼貌也是应当，只是第三条有点儿困难，慑于辜鸿铭的大名和威严，没人敢提出异议。背不出书的学生只好乖乖站着听课。

辜鸿铭讲课时经常语出惊人，把英国诗歌比喻成中国古代《诗经》中类似风格的篇章。有时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他讲解英国诗人弥尔顿的长诗《利西达斯》（Lyis），这是一首纪念溺亡朋友的诗作，他异想天开将其比喻成洋《离骚》，认为像屈原写的《离骚》。

他授课方式十分特别，竟然让学生把英文诗翻译成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或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译成英文。学生们比孙悟空戴紧箍咒还痛苦。他要学生翻译自己写的一首英文诗，最后自己还把英文诗译成文言文：“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溪女，喁喁复何为！”

辜鸿铭上课爱发议论，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比如说法律，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都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

随着新文化运动对民众影响的不断加深，人们对旧礼教批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学生们想了解西方现代新诗的发展，老师偏偏教中国传统文化。趋新浪潮之下，辜鸿铭在北大没有多少听众，这里也不是他久留之地。1919年8月，学生罗家伦上书北大教务长胡适，历数辜鸿铭四大罪状：每次上课，教不到10分钟，就鼓吹“君师主义”；上课一年，教的诗只有6首零十几行，时间都被骂人骂掉了；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内涵，一点说不出来。1923年年初，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后，辜鸿铭也不再到北大讲课。他一袭长袍，拄着手杖走出教室，回到位于椿树胡同的家中。

1924年10月，辜鸿铭应日本汉学家邀请，赴东京等地讲学，讲授儒家文化，批判西方文明。随着中日关系恶化，他只好又回国内，继续讲学。1928年4月，他带着未讲完的儒学讲稿和无尽遗憾，在青岛走完了生命的旅程。当时报纸说：“他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执笔：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