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成立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李大钊是指导和推动它的核心人物，他不仅自己率先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而且指导一批青年学生有组织有规模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传向全国。

登高一呼群山应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就开始接触马克思的著作。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7月，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成为中国最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同年年底，他又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olshevism的胜利》，热情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此时，正值一战结束后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李大钊大量购进德文原版书刊充实馆藏，其中有康德、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为将图书馆已有和新购的外文书籍尽快整理上架，做好编目和提要工作，需要一批懂外文的工作人员，但图书馆现有职员大多不懂外文，新人员又受名额限制，不能直接聘用。于是，李大钊和德文系学生罗章龙商量，想出了“义务劳动”的办法，邀集一些谙习外文的学生帮助整理，其中有李梅羹、王复生、王有德、高君宇、范鸿劼、商承祖、宋天放等来自德文班、英文班和法文班的北大学生。正是这个机缘，这些学子开始系统接触和翻译马克思主义，一直持续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

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等人开始与苏俄方面有所接触。首先接触的是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委员布尔特曼，布尔特曼广交京津两地高校进步师生，五四运动前后结识李大钊，称其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2月，经北大俄文教员鲍立维介绍，李大钊还秘密会见了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的荷荷诺夫金。荷荷诺夫金一进门就称李大钊为同志，称赞他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由他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表示，要与陈独秀通信商讨后再定。

刚到上海的陈独秀接到李大钊来信后，经慎重考虑给予了肯定答复。荷荷诺夫金得知后非常高兴，立即回国，成为李大钊、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为维经斯基一行来中国推动建党奠定了基础。

李大钊认识到，多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还比较陌生，分不清楚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被“一点一滴的改良”思想所影响，很有必要在青年学子中建立一个广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从而明确思想、培育骨干，为党的建立做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由于当时社会上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过激”，甚至被北洋军阀政府视为“洪水猛兽”，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主要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高君宇、何孟雄、李梅羹等，活动地点主要在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它不同于一般学会，是以主义为结合、以信仰为基础的有组织团体。

同年5月，陈独秀紧随其后，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成员有：留日学生李达、李汉俊等，杭州第一师范师生陈望道、施存统等，一部分国民党人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等。他们主要是通过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周佛海等人翻译从日本传过来的马克思学说书籍，联系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杨贤江等，将文章发表在他们所编的《妇女杂志》《学生杂志》上。

9月，王尽美、邓恩铭和王翔千等10余人，宣布济南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他们大多是济南各校学生，每名会员都发有一枚瓷质圆形小徽章，上有马克思头像。王翔千和王尽美与北京的李大钊、刘仁静联系紧密。王尽美更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与李大钊、邓中夏多次联系。研究会成立后，经常组织会员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苏俄书刊，每周六聚会，研讨气氛非常热烈。他们还利用节日在山东省议会礼堂举行讲演会，就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激烈争论。不久，李大钊派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陈为人去济南加强联系。陈为人参加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4次集会，并与王尽美、邓恩铭商谈建立组织，推动了山东党组织的成立。

湖北党组织的开创者之一恽代英也受李大钊影响，成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此前，恽代英跟当时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在漫漫黑夜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都如闪光的星体一般吸引过他。1920年春，他来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建立联系。4月，恽代英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开始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年秋天，他翻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分章节，发表在《东方杂志》。1920年秋，武汉地区党组织成立，11月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恽代英通过党团组织，在青年学生、工人中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翻译的《阶级争斗》1921年1月出版，深刻影响了一批进步青年。

天津的学生领袖，如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于方舟、辛璞田，天津法政学校的安体诚，南开大学的韩麟符和天津中学的安幸生，都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1920年秋，李大钊指导天津新生社改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指导张太雷和于方舟等，分别在北洋大学和直隶省立中学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广泛传播革命思想，有力推动了天津地区的革命进程。1920年11月，李大钊指导张太雷成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研究会会员都成为青年团主要成员。

李大钊的“登高一呼”，首传真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率先在北京、上海、湖北、天津等地传播，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林伯渠曾作诗评价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作用：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

 “亢慕义斋”耀京华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秘密发展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19名会员，他们都是北大学生（含旁听生），大部分已是共产党人。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更好开展党的工作，研究会几经商量，决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由19名会员具名发起的募员启事，“把牌子打出去”。

“亢慕义斋”所在地北大二院西斋 （今景山东街马神庙）

为减少阻力，研究会书记罗章龙和干事王有德、黄绍谷等做了很多工作。他们通过思想进步的校长办公室秘书，了解到很多重要信息：蔡元培周围有不少守旧势力，但蔡元培本人“对学校新生力量有相当认识，做事颇有勇气”。在蔡元培支持下，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研究会募员启事。蔡元培还出席研究会在北大会议厅召开的成立大会，并热情讲话，和大家合影留念。此后，研究会发展迅速，仅1个月，会员增至四五十人。

蔡元培还帮助解决了办公场所问题，拨给研究会北大二院西斋2间房屋。研究会将其辟为图书室和活动场所，名为“亢慕义斋”，取自英文communism译音，即“共产主义小屋”。

研究会的主要工作有3方面：搜集、翻译、研究和讨论各种马克思学说著作；邀请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教授定期演讲；举行辩论和纪念等活动，以达到宣传目的。

最值得称道的是，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的搜集，这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非常不容易。亢慕义斋收藏的书刊，一部分是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研究会的，一部分由李大钊和学子们筹集资金购买，大部分来自共产国际及其出版机构。自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北大会见李大钊、赠送部分书刊后，研究会源源不断收到苏俄寄来的大量各国外文书籍刊物。亢慕义斋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存有比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图书馆，并建立借阅制度，如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向会员开放（周日上午8点到中午12点）。现在的北大图书馆，还保存着一些盖有“亢慕义斋”图章的书籍。

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德文书籍 （罗章龙设计、宋天放刻印）

1922年2月6日，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通告，他们拥有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到4月，研究会又新到英文书籍70余种、杂志10余种及德文杂志七八十种，至此，仅英文书籍就有110多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原著，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这些珍贵文献大大拓展了会员的理论视野，提升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1921年考入北大德文系、后来成为作家的冯至，曾回忆当年就读北大时在书库里的一次意外发现：

一天我在书库最上层一些未编目的书籍中见到一本德文版的《反杜林论》。我取下来翻阅时，里面掉下来一页信纸，是一个苏联人用德文写的。收信人的姓名从拼音可以断定是罗章龙。

冯至见到的这本《反杜林论》，正是罗章龙为研究会搜集的图书之一。罗章龙和宋天放等人当时负责研究会图书的征集、对外联系和编目等工作。

公开后的研究会开始大规模组织研究讨论活动。先是通过“自动的自由组合”，分为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和远东问题研究3个小组，每周组织讨论会。同时，形成10个固定小组分组研究，分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3个时期、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

尤为可贵的是翻译工作。研究会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和法文3个翻译组，专门翻译马列经典著作。不同于当时马列著作多从日文转译而来，研究会的学子们都是直接翻译原著。英文组成员有高君宇、范鸿劼、李骏、刘伯清等20多人，德文组成员有李梅羹、王有德、罗章龙、商章孙、宋天放等十来人，法文组成员有王复生、王德三等五六人。另外，俄语有四五人，日语也有一些人。他们依靠学校强大的外文师生队伍，翻译了一批马列著作，如康姆尼斯特丛书、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还有国内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0年1月，毛泽东第2次来京时便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

李大钊曾号召德文组翻译《资本论》，李梅羹、罗章龙等翻译第1卷时，都觉得很难啃，后来通过请德文老师讲解、经济学教授帮助，总算根据德文版原著译出了《资本论》（第一卷）。研究会还翻译了德文版的《震撼世界的十日》，作为学习资料。这是美国记者约翰·里德介绍十月革命的书，影响很广。这些译作，成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重要载体，深刻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指引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明灯。

这一时期，胡适等人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表示不满，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也借着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宣传中国产业不发达，还不到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候。研究会利用这一机会，在北大红楼一个大教室，召开为期两天的辩论会，李大钊担任评判员，辩论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参加这次辩论会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的师生，听众很多，座位早坐满了，很多人只能挤在教室外面听。双方辩论完℁后，大家都想听一听李大钊的评论，一时满场俱寂，鸦雀无声。

李大钊缓步走上讲台，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做解答：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与感情所左右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发展必定要转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他用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常用的比喻来说明：譬如雏鸡在孵化前，尚在卵壳内部，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他强调：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不要斗争，社会主义就自动到来。最后，他说：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具有说服力。

李大钊娓娓道来，很能吸引听众注意，使人悦服。会后，教室里还挤着很多人在争论。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费觉天对研究会会员朱务善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没话可说了。

研究会举办了多种形式的讨论会、纪念会。1922年5月3日、4日连续两天，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的通告，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等讲演。5月5日，举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会，在校内悬挂马克思像，行纪念礼，由李大钊讲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并在《京报》附马克思纪念特刊。1923年1月15日，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笃信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殉难4周年大会，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到会讲演。5月5日，联合社会主义研究会共200余人，在法政学院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大会。

这些活动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研究会会员增加很快。1922年年初，会员为63人，1922年夏发展到150余人，1923年达两三百人。研究会不但在北京大学影响很大，还成为北京各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真理火种传四方

研究会公开后，组织影响不断扩大，各地青年学子纷纷参加。这些学子利用假期回家或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建党建团活动，革命火种迅速燃遍大江南北。

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骨干成员，是研究会公开后最早报名参加的基本会员，有北大的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魏野畴，他们创办的《共进》半月刊，成为向陕西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这些陕西学子住在北大附近的三眼井吉安所左巷，每逢节假日，在京陕西同乡都来这里活动。他们毕业后大多回到家乡，推动陕北成为开风气之先的革命地区。1922年还在陕北榆林中学上学的刘志丹也是会员，后来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建者高君宇是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五四运动前后，高君宇曾在太原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高君宇被派回太原开展工作。针对无政府主义在太原的流传，他多次邀请王仲一、贺昌等进步学生座谈，讲明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但在消灭阶级之前，还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才能彻底革命。经过他的启发，王仲一加入研究会。1921年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高君宇改组《平民周报》，使其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1922年，山西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习所晋华书社成立，高君宇寄回大量进步书刊。王仲一、贺昌、李毓棠、武灵初、彭真、王瀛、侯士敏、潘恩溥等深受影响，成为山西党团组织的主要成员。

江西早期革命者赵醒侬、罗运磷、袁玉冰也都是研究会成员。袁玉冰1922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前，曾在1919年下半年与黄道等8人组织鄱阳湖社，后更名为改造社，袁玉冰是主要负责人兼季刊《新江西》主编。进入北大后，袁玉冰经李大钊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袁玉冰明确提出，改造社成员必须研究马克思学说，《新江西》大力推荐马列著作，宣传劳工神圣，号召社会调查，为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建立江西党团组织打下良好基础。1923年1月，袁玉冰利用暑假回江西，与赵醒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大会举行时，会员已有50余人。会员袁玉冰、黄道、方志敏、邹秀峰、洪宏义、汪群、汪伟等人，皆为江西党团组织的领导骨干。

湖南人在研究会里人数众多。罗章龙保存的1922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52人名单中，有43人之多。这些潇湘学子有不少是北大学生，如邓中夏、何孟雄、李梅羹、朱务善、陈为人、宋天放、李树彝等十几人；不少出自新民学会或辅仁学社，如罗章龙、张昆弟、陈兴霸、周长宪等；还有很多在京高校学生，如匡互生、吴明、刘孝恕等；其他主要是全国各大中学学子，如潘心源、王新元、王人旋等。这些学子后来在各地甚至在苏俄、欧洲积极创建党团组织，成为创建时期党的重要骨干。

研究会还有3位来自云南的北大学子，王有德、王复生、王德三，被称为“云南三王”。王有德主持德文翻译组，与邓中夏、王复生等7人组成五一运动委员会，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后来牺牲在淞沪抗战前线。王复生、王德三两人是亲兄弟，都来自北大法文系，王复生主持法文翻译组，两人后来为陕西、云南等地创建党团组织做出了突出贡献。

研究会影响并推动一些高校建立了相关团体。1921年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21年夏，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立“社会主义研究小组”；1922年5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都高等师范学堂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由会员王右木发起成立，这是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性进步组织，团结了一批青年。1922年2月，王右木创办四川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人声》报。“泸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则由恽代英于1922年5月5日在川南师范成立。不久，应团中央要求，恽代英将研究会6名成员发展为第一批团员，9月正式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泸县支部。

研究会重点发展铁路工人入会，为铁路工人开展维权罢工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了骨干。上述152人名单中，有20多名工人，如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史文彬、葛树贵，唐山京奉铁路工人邓培，浦镇铁路工人王荷波，京汉铁路郑州技术员凌芝藩，京绥铁路工人张泰清，沪杭铁路工人沈干城，开滦煤矿董鸿猷，正太铁路工人孙云鹏，沪宁铁路工人孙津川，胶济铁路工人李青山，还有北京大学印刷厂工人郝英、郝克勤等。

研究会还在军校甚至议会中发展了会员。上述152人名单中，有6名军校生，分别是保定军校的郭增昌、张隐韬、茅延贞，烟台海军学校的郭寿生和李之龙，河北讲武堂的张兆丰。会员中还有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江浩。

自1920年3月秘密成立，1921年11月公开募员，到1926年后逐渐停止活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推动各地建立党团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李大钊等几个人到19人再到两三百人，这些聚集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旗帜下的先进分子，就像火种一样，闪电惊雷般点燃了中国的革命星火。

（执笔：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