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党多英杰，云南有三王”，这是罗章龙《忆云南诸英烈》一诗的开头句子，指的是3位云南籍北大学子王有德、王复生、王德三。他们从亢慕义斋走出，奔赴陕西、广东、云南、东北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引燃革命星火，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为信仰不屈奋斗的英雄赞歌。
求学北大受洗礼
“云南三王”中，王复生和王德三是亲兄弟，来自云南省祥云县一个耕读世家，从小跟随在乡设馆办学的祖父读书，旧学功底深厚。中学时赴大理求学，开始接触新学。兄弟两人，哥哥刻苦自励、才思敏捷，甚得老师和同学赞许；弟弟成绩优异、才能颖敏，曾为营救被巡警关押的同学发动全校罢课。王有德则来自云南省砚山县红果树村，天资聪颖的他自小勤奋好学，先后在开远和昆明求学。
1920年1月，王复生（左三）与毛泽东（左四）、 邓中夏（右四）、罗章龙（右五）等在陶然亭慈悲 庵留影
3位云南青年，不远千里，从昆明来到北京，先后考入北京大学。3人年纪刚好相差1岁，依次是生于1896年的王复生、1897年的王有德和1898年的王德三。
最早入学的是王有德。那是1917年初秋的一天，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车在校门外，被一位模样朴实的青年拦下。这位青年便是王有德。他凭学识考取北大，却无钱入学，只好趁蔡元培外出时拦车。蔡元培得知他是北大新生，因赶着外出，便说另约时间详谈。
几天后，蔡元培收到王有德写的一封“万言书”，详细介绍自己的经历。蔡元培见他文采颇佳，确实经济困难，便安排他到总务处报名，每天下课后做一两小时工。就这样，王有德顺利进入北大德文系。没有学过德文的他从头学起，异常刻苦。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次年升入法文系。他成绩优异，是北大法文班班会负责人。王德三原名王懋廷，受哥哥影响，1920年来北京考学，1921年考入北大理科预科班。
王有德、王复生进北大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各种思想、各个学派交相论争，十分活跃。两人耳濡目染，眼界大开，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主将非常推崇。王有德爱好文学，当时鲁迅在国文系兼任讲师，他常去听鲁迅的课，并不时登门求教。王复生则像一块海绵，努力吸收古今中外各种学说，从孔孟老庄到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再到卢梭、杜威、罗素，还有马克思、列宁，无不涉猎。
五四前夕，王复生通过同宿舍好友罗章龙，秘密参加了北京多所院校青年学生的秘密行动小组。小组主要成员有易克嶷、罗章龙、宋天放、匡互生、王复生、李梅羹、陈德荣、张树荣等二三十人。小组没有正式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以北大学子为主，平时分散活动，遇有大事则集中讨论。
5月3日晚上，北大召开学生大会，决定第二天到天安门前举行北京各校学生联合大会并组织大规模游行。行动小组连夜做了安排。王复生分在交通队和口号队，把标语传单和口号译成英文、法文，便于国际社会了解这次游行的主张。
5月4日当天，王复生、王有德和众多北大学子举着校旗、标语，走在队伍前列。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喊着口号前进，在东交民巷受阻后，转道去了位于东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
6月3日，因北洋军阀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北京学生纷纷奔赴街头巷尾，开展演讲活动。王复生和王有德也积极加入，王复生在回校途中被捕，与170多名学生一道被临时关押在北大三院。监禁时，他用但丁的两句诗激励大家：“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当局的镇压引发全国范围内的罢课、罢工、罢市，北洋军阀政府迫于压力，几日后释放了被捕学生。
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王有德和王复生思想受到洗礼，认识到西方列强的虚伪蛮横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们开始热心时政社会问题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为体现与旧我彻底决裂的决心，“作成有益于社会、国家、世界、人类的工作”，王复生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将名字“濡廷”改为“复生”。
志同道合信马列
王复生和罗章龙关系密切，因而结识了罗章龙的湖南老乡毛泽东。王复生爱读书，常去图书馆借阅，也正是在这里，与担任阅览室助理员的毛泽东有了交集。
1919年春季的一天，王复生去邮局取云南老家寄来的包裹，回宿舍正好遇见罗章龙和毛泽东，桌上摆满饭菜，好像在等人。罗章龙正要向毛泽东介绍王复生，没想到毛泽东已经微笑着说：“你是图书馆的老熟人，咱们不是经常见面吗？你叫王濡廷，我没有说错吧！”王复生一看，果然面熟，忙从包裹里取出家乡特产“寸金辣子”，引得爱吃辣椒的罗、毛二人兴奋不已。
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期间，王复生特地去看望他。毛泽东时任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赴京公民代表团团长，两人在谈话中比较皖系军阀张敬尧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督湘之不同，谈得非常投机。1920年1月18日，王复生还参加辅仁学社在陶然亭为毛泽东举办的聚会，与邓中夏、罗章龙、易克嶷等纵论国是，并合影留念。
王有德和王复生经常在宿舍交谈，有时候还约其他同学一起聊天。1920年1月3日，王复生在日记中写道：“连日与叔邻辩各种问题，如结婚问题，蔡松坡功罪评判。”同月31日，王复生约邓中夏去王有德宿舍，3人聊了很久，邓中夏还提到要他们跟罗章龙、刘仁静多交流。
王复生与邓中夏交往密切。一次，邓中夏看到王复生床头摆着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了解到他庞杂的阅读书目后，诚恳地说：“读书太广，难于专一，也使你无所执着。”当王复生读书方向逐渐集中后，邓中夏又推荐他阅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此前一段时间，李大钊邀约一些思想进步、谙习外文的学生，到北大图书馆帮助整理外文书籍，王有德、王复生和罗章龙、李梅羹、范鸿劼等被吸纳参与外文书籍的编目提要工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经过思考、比较，1920年1月，王复生在日记中写道：“我受老庄余毒固矣……近日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心稍知物质社会（道德、法律、风俗），亦不可侮也。”
3月，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王有德、王复生加入。中共一大后，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1年11月，两人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作为发起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研究会公开募员启事。
王复生是研究会法文翻译组组长，入学不久的胞弟王德三也在法文组。王有德在德文组，兼任研究会干事，负责联络工作。他们参与翻译了一系列马列经典著作。不同于当时马列译本多从日文转译而来，这批译作是国内较早译自德文原著的版本。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大部分是北方党团创建时期的主要成员。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王复生是第一批入团的团员，1921年中共一大后转为中共党员。1922年，王有德和王德三分别经罗章龙、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深入京郊搞工运
1920年8月，李大钊等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后，为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王有德、王复生等每逢星期天便走出校门，自带干粮，步行到北京郊区的丰台和长辛店铁路道栅、门头沟煤矿等地，调查工人情况，为工人开办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返校后再向研究会成员做“劳动运动研究”的专题报告。
1921年4月24日，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上，罗章龙、王有德、王复生、王永禄等7人被选为五一运动委员会委员，领导青年工人举行五一游行活动。王有德、王复生具体负责组织北大印刷厂、在京报馆和学校工人参加游行，并赶制印刷品和旗子。
5月1日这一天，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北京、天津和保定等地工人代表，以及北大学生和报社记者赶来参加。大会通过成立工会的决议，会后举行游行。工人们手挥小旗，喊着口号：“工会成立了！”“劳动万岁！”“8小时工作万岁！”“五一万岁！”
王德三当时和罗章龙、王复生住在一起，准备考学。当年夏天考上北大后，他常跟王有德、王复生参加研究会和长辛店工会共同举办的工人学生座谈会。座谈会有时在邀请工人来京游园时举行，有时是学生们去京郊工厂时召开。经讨论交流，增进了学生和工人之间的了解。
1921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后，王有德、王复生和王德三参加北方分部工作。《工人周刊》是北京党组织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罗章龙任主编，3人是编委会成员。他们承担编辑和发行工作，多次深入门头沟、丰台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开展社会调查，宣传马克思主义，采写了大量稿件。罗章龙曾评价王有德：“他搞工运工作，很勇敢，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力的工作者，起过很大作用。”
每逢《工人周刊》出刊发行，3人都会参加义务劳动，打包付邮，如遇邮费不足，大家便自动捐款，确保当天把刊物全部发出。如果赶上星期天或者假日，他们就分别乘车把刊物送到长辛店、丰台、门头沟、南口等工厂或矿区，还就地征求工人们对刊物的意见、邀约通讯稿件。《工人周刊》第一期试印1500份，后增加到2000份，再后来发行量激增，长期稳定在5000份左右，发行范围远至东南亚、远东赤塔、海参崴和法国等地华工人群。从1921年办刊至1926年被迫停刊，《工人周刊》在工人中很有威望，成为党在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党刊之一。
一天，亢慕义斋来了一位长辛店机修厂工人吴国有，因常受工头克扣、欺压，无处申诉，只好来这里寻求帮助。刚好王复生在场，便给机修厂总管、法国人札曼写了一封信，要吴国有带回。这封信起了直接作用，札曼让工头和吴国有对质，工头后来受到处理。于是，吴国有逢人便讲，王先生使了连环计把他给解救了，“王先生给外国人写的信，大环套小环，中间杂些芝麻雨点”，说得工友们哈哈大笑。其实，这是信中的法文和标点符号。王复生用法文向札曼反映工头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并用法国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的人道主义思想讲理，维护工人权益。这事在工人中传开了，说书记部真不错，真能替工人们办事。
王复生事后说：“必须为工人解决切身问题，才能让他们相信马克思的理论，这是我们北京大学中马列主义的信仰者，在摸索怎么和中国产业工人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的一些具体经验。”
大江南北播火种
1922年3月，家境困难的王复生休学一年，经北大同学杨钟健介绍，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他改革教学内容，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介绍《先驱》等党的刊物，受到学生广泛欢迎。面容苍白、身形消瘦、文雅温和的王复生，永远留在了学生关中哲的记忆中：
先师性情文静，举止文雅，待人彬彬有礼。常在课余后带领我们在种满果木菜蔬的校园里散步述谈……给我们讲社会科学，用一些当时的具体事例，说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意义……先师的生活十分俭朴，每月薪金只有40元，除过自用的之外，还要负担二弟、三弟在北京的费用。就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先师知我家境贫寒，常把他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薪金给我一些，以助我完成学业。我知道他的困难情况和负担，但是如果不接受，会使他不安，为不拂先师对我的厚爱，每次我都是含着热泪接受先师的馈赠。
1923年春，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消息传来，王复生发动全校师生召开大会，悼念死难烈士，声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并在县城举行示威游行。不久，他与赤水职业小学校长、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王尚德取得联系，共同成立青年励志社。在王复生、王尚德等领导下，咸林中学和赤水职业小学的进步师生阅读进步刊物组织讲演团到乡镇宣传。这些活动，成为陕东革命力量开始联合战斗的标志，为此后渭南、华县地区建立党组织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3年7月，王复生回北大复学。王德三接替哥哥去咸林中学任教。两兄弟在京读书期间相互接济，经济来源主要是两人轮流任教所得。王复生回北大时，带着咸林中学应届毕业的进步学生潘自力、关中哲一起回京，并为他们安排住宿和补习，介绍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又将他们托付给邓中夏、刘天章，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
王德三在咸林中学展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巩固和发展了哥哥成立的青年励志社，使之成为陕西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之一。1924年夏，他被李大钊派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协助李子洲在陕北建立党团组织。1925年春，陕北第一个党支部即中共绥德四师支部成立。7月，王德三回北大复学。9月，王复生又到陕北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任教，1926年春回京。1922年至1926年，兄弟两人轮流赴陕任教，为陕北早期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1926年春夏，“云南三王”先后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王复生后被派往云南、东北开展活动。他帮助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解决粮食和武器供应问题，利用社会职务开展抗日活动，1936年6月不幸被捕。日本宪兵队施以酷刑，他仍严守党的机密，最终英勇就义。王德三先在黄埔军校任第四期政治教官，发展党的骨干，后被派回云南，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第一任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开展工作。1930年年底被捕壮烈牺牲。王有德先在黄埔军校任第五期编译官，后任陈铭枢部营长、19路军团长、78师参谋处处长。1932年年初因劳累过度病逝于淞沪抗战前线，以身殉国。
从亢慕义斋走出的3位云南学子，他们信仰如铁，把革命火种撒向大江南北，短暂灿烂的人生，犹如闪电，留下了划破暗夜的璀璨光华。
1923年，王氏三兄弟与王有德在北京合影， 左起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王有德
（执笔：刘超 苏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