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从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1921年秋，史文彬成为北京第一批工人党员代表。邓中夏评价说：无论按阶级成分、觉悟程度、诚恳忠实，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赖的一个。

史文彬

 劳动补习学校的“麻子师傅”

史文彬，1887年11月出生于山东青城县（后并入高青县）史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十几岁时进入济南公益学校半工半读，毕业后考进济南铁工厂当学徒，后经人介绍参加技术考核，成为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机厂的一名钳工。他为人热情、办事公道、技术熟练，工友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找他倾诉。由于脸上有些麻子，大家亲切地叫他“麻子师傅”。

长辛店铁路机厂是法国、比利时资本家在中国开办的现代化机车修理厂，下设机务、工务、电务、修车等分厂，主要负责维修京汉铁路的机车车辆和铁道沿线设备。在资本家和大小工头的压迫下，工人们不仅每月挣不了多少钱，还经常受到无端虐待，没有人身自由。这种日子何时能到头？史文彬和工友们常常聚在一起唉声叹气，苦于找不到一条出路。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史文彬看到了一片光明。他发动工人组成“救国十人团”，抵制日货，参加街头讲演和游行示威活动，并参与成立各界联合会，积极投身到这个划时代的革命洪流中。

运动过后，史文彬和大家研究如何把工人的爱国热情保持下去，决定捐款开办一所工人夜校，认为工人有了文化，也就有了救国的希望。不久，他们在长辛店大街北墙缝胡同租了3间房子，办起夜班通俗学校。史文彬教语文，向工友们讲授文化知识，宣传团结奋斗、救国救民的道理。

1920年4月的一天，邓中夏受李大钊委派，带着一群学生打扮的人，走进长辛店铁路机厂。他们是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准备深入工人1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史文彬等人热情迎接，积极组织工人聆听讲演。邓中夏特别带来一些传单和两本小册子《五月一日》《工人的胜利》，交给史文彬。

这年冬天，当邓中夏提议在夜班通俗学校基础上开办一所新型学校，为将来建立工会做准备时，史文彬模糊地感到这就是工人的出路。经过史文彬等人的积极操办和邓中夏、张太雷的大力帮助，1921年元旦，劳动补习学校在长辛店大街祠堂口1号正式成立。学校实行委员会集体领导，史文彬被推举为学校校务委员。

劳动补习学校分为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班，夜班是工人班，开设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等课程。邓中夏、何孟雄、张太雷、张国焘、罗章龙等人经常到学校讲课。他们教工人识字、讲述生活常识和自然知识，还从《新青年》《工人周刊》等杂志上选取文章，通俗生动地讲解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团结起来有力量等革命道理。

史文彬不仅带头认真听课，还千方百计地动员工友们去劳动补习学校读书，这中间遇到了不少波折。有的工人推托没有时间，不愿意去；有的压根就觉得读书没有用。有一次，史文彬正在劝说工友到劳动补习学校读书，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手里拿着酒瓶子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对工人们大声嚷道：“念书！念书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一样穷。走，咱们喝两盅去！”史文彬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夺过酒瓶子，摔个粉碎。史文彬举动如此激烈，是他希望工人通过读书获得解放。

工会里最可信赖的人

劳动补习学校开学几个月后，入学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候坐的地方不够，大家只好站着听讲。随着工人思想觉悟逐渐提高，成立工会的时机成熟了。校方决定，1921年5月1日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大会，宣布成立工会。

“这个节气啊，可不一样，这是咱们工人自己的节气。”史文彬向工人们耐心宣传纪念五一节的由来和意义。工友们感到很新鲜：“自己的1节气？真稀罕，祖宗三代压根也没听说过咱们这帮受罪的穷哥们自己还有什么节气。”史文彬就认真地给大伙讲五一节是怎么回事。工人们逐渐明白，“天下还真有专门给咱们穷哥们儿办的事。既然是为咱们过的节，那咱们为什么不去过过呀”。

史文彬组织工人积极分子，东家找杆子，西家借木板，在长辛店娘娘宫里搭了一个大席棚，开始散发传单。上面写着：“列位列位！明天是阳历五月一号，是做工的人的节气。厂里的工人们打算开个纪念会，大家在一块儿，谈谈话，演演戏，热闹热闹！明天不是大礼拜吗？大家都可以去听听！八点半钟开会！早点去罢！”

5月1日一大早，史文彬和工人们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兴高采烈地来到娘娘宫，不到8点钟，院里就挤满了人。《晨报》《京报》的记者闻讯赶来。除本地铁路工人外，天津、保定等地也派来了代表。

大会通过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会的决议。会后，史文彬和工友们手举小旗，排着长队，在长辛店举行大游行，齐呼“劳工万岁”“八小时工作”“一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五一节万岁”，沿途散发《五月一日》《工人的胜利》等传单和小册子。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史文彬等人情绪高昂地边走边唱。围观的人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连房顶和路边的墙头上也蹲着看热闹的人。口号声、歌声和观众的欢呼声，回响在长辛店小镇上空。

长辛店工会成立后，史文彬带领工人们反对工头，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10月，工会改称工人俱乐部，史文彬被选为俱乐部委员长。长辛店逐渐成为全国工人向往的“天国”，各地纷纷派代表来参观学习。上海党组织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称赞道：“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在建立工会过程中，史文彬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思想逐渐成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1921年秋，经邓中夏介绍，史文彬、王俊等人在长辛店附近的二仙洞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批产业工人党员。

二七大罢工中的副委员长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集中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北京设有北方分部，史文彬被推选为北京分部成员，开始酝酿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1922年8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决定由长辛店工人率先发起全路总同盟罢工。根据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的《劳动法大纲》，史文彬动员工人们向长辛店铁路机厂和北京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革除工头等条件，要求限期答复。赵继贤等无视工人的正当要求，不予答复。经请示北京党组织同意，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决定8月24日举行罢工。

罢工前一天晚上，史文彬主持召开工人俱乐部委员和积极分子会议。

他郑重地说：“明天的事，不要担心，咱们是一定要胜利；要给他们那伙东西看看咱们工人的骨头。真要有人牺牲了，将来子孙后代会纪念这个人的。”

24日上午，随着史文彬一声令下，尖厉的汽笛声响彻长辛店上空，罢工开始了。紧接着，车间停产，机车熄火，货车、客车停驶。外国资方代表和大小工头见到这种浩大阵势，吓得惊慌失措。赵继贤唯恐事态扩大、罢工蔓延到全国，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这次罢工的胜利使工人们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史文彬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以及京汉铁路16个工会负责人参加。不料，一贯标榜“保护劳工”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却派军警封锁会场，恐吓工人代表。

为抗议反动军阀的暴行，争取工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2月4日上午举行总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史文彬兼任罢工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当即在会上铿锵有力地表示：“长辛店没问题，我们保证坚决执行决议。”

会后，史文彬带着使命，连夜登上北去的火车。在火车上，他同琉璃河、高碑店、保定等车站分会代表，认真研究罢工计划。一到长辛店，史文彬就召开工人俱乐部委员会议，通报京汉铁路总工会遭破坏的情况，传达总工会罢工方案。他向大家解释说：“吴佩孚在郑州公然动枪解散工会，这真叫人忍受不了！”这次罢工，“要不然就是妥协，要不然就是胜利。可是这回的胜利，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到手的”。

2月4日上午9时，罢工的汽笛声划破长空。3000多名长辛店工人丢掉铁锤，放下锉刀，停电断水，切断通信，如潮水般涌向娘娘宫参加罢工誓师大会。史文彬箭步登上会台，大声宣读京汉铁路总工会罢工宣言：“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要与侵略我们自由的人宣战！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的指挥。”这时，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口号：“服从总工会命令！”“罢工！罢工！”到中午，京汉铁路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铁路资方和反动军阀大为震惊。北京铁路局限令长辛店铁路工人在12小时内复工，否则将严加惩办。面对穷凶极恶的恫吓，史文彬非常镇定，义正词严地回应：“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

北洋军阀终于露出狰狞的嘴脸。2月6日深夜，趁工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派出2个营的军警包围长辛店铁路机厂，秘密抓捕史文彬等11名罢工领导人，将其关押在火神庙警察局。第二天，3000多名工人群众齐聚火神庙警察局门前，强烈要求尽快放人，不料，反动军警却对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造成多人死伤。同一天，其他各地的罢工，也遭到反动军警血腥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史文彬入狱后备受摧残，但他坚贞不屈，正气凛然。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继续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先后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共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等职。1942年逝世。他践行了自己的铮铮誓言：“誓死前进！以作‘二七’诸烈士的继续者！”

（执笔：王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