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近代著名古文学家、翻译家，受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推荐，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教授。他尊崇旧道德和旧文学，被时人视为封建复古派代表，受到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阵营的批判，是新文化运动坚定的反对派。
林纾
“双簧戏”里的靶子1852年，林纾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他天资聪颖，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尤其擅长古文，有“狂生”之称，1882年中举，后屡考进士不中，从此对仕途心灰意冷。
几年后，母亲去世，不久妻子也病故，林纾生活困顿。几位好友为帮他走出困境，邀请他一同译书。林纾凭借深厚的古文功底，与朋友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法国作家小仲马名著《茶花女》），一时洛阳纸贵，大为畅销。从此，林纾因翻译西方文学名著蜚声文坛。
1915年2月，林纾携全家老小搬到他6次会试时的客居之地北京宣南一带（今宣武门外至广安门内外）。这里会馆鳞次栉比，住着不少社会名流。此时，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林纾对陈独秀这些人搞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打倒孔家店很不认同。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旗帜鲜明地反对“尊孔读经”之风。林纾听闻后脱口而出：“嗨，《新青年》，又将闹腾出什么名堂来呢？”
1917年2月，林纾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反对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竭力维护古文的正统地位，成为新文化运动拥护者痛击的靶子。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抓住文章中的一点毛病，嘲讽说，古文大家林纾尚且写不好古文，这正表明古文应当废除，白话文必将实行。
钱玄同和刘半农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决定做一番文章，借此扫除维护古文的保守势力。1918年3月，他们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演出了一场“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一篇名为《致青年编者书》的信，以守旧者的口吻，极力攻击新文化运动，故意盛赞林纾一番，说他是当代文豪。
同期，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身份作《复王敬轩书》，以辛辣的文笔把对方驳斥批判了一番，故意讥讽林纾的古文不通顺，并且说他分不清小说和戏剧，极富嘲讽之味。这显然是对林纾的刻意贬低和羞辱。这出“双簧戏”一经《新青年》刊出，很快引起文化界的强烈反响。
林纾清楚地知道这两篇文章的厉害，自己已经被新文化阵营视为守旧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内心十分愤怒，但自恃身份又不好与外人言说，更不屑于与年轻人展开论战，只好忍气吞声，整整两个月都闭门谢客，独守书斋，即使对着夫人杨道郁也寡言少语。有时杨道郁多安慰他几句，反惹他大发雷霆，一肚子气正好有地方发泄了。此后的一段时间，他依然被新文化阵营针对，他没有回应，只是冷眼旁观新文化人物的一举一动，静观时局变化。
两篇攻击新文化的小说
整整一年，林纾对新文化阵营的批评一直沉默着、隐忍着，但以他狂傲的秉性，是不会乖乖受人讥讽的。反击只是时间问题，林纾在等待时机。
1919年2月4日，《新申报》为林纾特辟《蠡叟丛谈》栏目，专门发表他用文言文所作的短篇小说。林纾抓住反击的机会，将这个专栏视为向新文学革命宣战的阵地，一吐郁结。2月17日和18日，他在《蠡叟丛谈》发表短篇小说《荆生》。小说用“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升”影射钱玄同、“不知其何许人”的“狄莫”影射胡适，这3个小说人物同游陶然亭时大骂孔子，攻击古文，惹怒了住在那里的“伟丈夫”荆生。荆生破壁而入，怒斥3人：“中国四千余年以纲纪立国，汝何为而坏之？”荆生不仅对这3人破口大骂，还出手教训了他们。田其美、金心升、狄莫3人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荆生》的发表让林纾出了口气，可他觉得还不够尽兴。3月19日至23日，林纾又在《蠡叟丛谈》发表短篇小说《妖梦》。《妖梦》写的是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阴曹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学堂里有校长元绪、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林纾对这3个人物痛恨无比，文字中充满了谩骂之语。小说结尾处，佛教中好战的“阿修罗王”出场，将“白话学堂”中的这3个人通通吃掉，化为粪便。由于林纾对3个人物描写得过于直白，读者一眼便可看出元绪的原型是蔡元培，田恒的原型是陈独秀，秦二世的原型是胡适。
其实，《妖梦》是“被”发表的。当林纾完成《妖梦》的创作，交给其弟子、北大学生张厚载寄往《新申报》的当天，就收到了老熟人蔡元培的信，请他为《遗民刘应楸先生遗著》题词。林纾读完信，知道这是蔡元培的好意。感到《妖梦》中用元绪影射蔡元培很不合适，毕竟是老相识，只是多年不曾联系。于是，他叮嘱张厚载务必把文稿追回来不要发表，可惜《妖梦》没有追回来，还是如期发表了。
《荆生》与《妖梦》一经发表，便引起更大风波，读者自然将小说人物与新文化运动干将对号入座，一时争议骤起。尽管这两篇小说让林纾酣畅淋漓骂了个痛快，但是这样的人物影射和肆意谩骂的笔法，使他彻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新文化阵营群起而攻之，对林纾大加讨伐。李大钊在《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中告诫林纾“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鲁迅《敬告遗老》一文也讽刺林纾维护名教纲常。这期间，北京、上海等地10余家报刊纷纷刊载谴责林纾的文章。《每周评论》还编发“特别附录”，把文章摘要辑录在一起。
与蔡元培的交锋
林纾在叮嘱张厚载追回《妖梦》不要发表时，又给蔡元培写信（即《致蔡鹤卿太史书》），直抒心胸，表达了对道德和白话文问题的看法，认为孔孟不能反，古文不可废。文中用语还是比较理性平和的，他没有直接批评蔡元培对新思想、新道德、白话文的支持，而是希望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适当约束激进的年轻人。《致蔡鹤卿太史书》很快被张厚载寄往《公言报》发表。
蔡元培收到林纾信后，立刻写了《答林君琴南函》，3月21日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有理有据地反驳林纾对自己的劝诫，切中要害又十分有气量，对林纾尊重有加，不失大学校长的风度。信中写道：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蔡元培的信发表后，《新青年》同人随即展开对林纾的批判，以他为目标，鞭挞孔教、封建伦理和旧文学。陈独秀的《林纾的留声机器》《婢学夫人》，鲁迅的《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都火药味十足，对林纾很有杀伤力。
新文化运动阵营对林纾的批判此起彼伏，林纾的压力越来越大。当他读到《答林君琴南函》后，感受到蔡元培作为一代名家的涵养，为自己的出言不逊感到惭愧。于是，他很快给各报馆打电话，在报上公开认错道歉，承认自己的文章骂人不妥。3月26日，林纾在《新申报》发表《再答蔡孑民书》，4月5日，他又在该报发表《致包世杰君书》，痛心疾首地承认自己文中有过激骂人的话。林纾接连两次道歉的诚意得到陈独秀的赞赏。陈独秀在《林琴南很可佩服》一文中，对他能够写信给各报馆，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表示钦佩。
林纾虽然承认骂人的过错，但依然坚持维护传统伦理和古文。1919年4月初，林纾在《文艺丛报》第1期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提出白话必须以古文为根底的看法，文末还对古文的衰落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4月5日，他又在《公言报》发表《腐解》，文中解释他为何要不避讳“陈腐”的名头，并且宣告要“卫道”而死。这番宣告之后，林纾与新文化阵营的激战暂时告一段落。
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林纾对古文的坚持丝毫没有放松。1924年秋，林纾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9月5日他写下《遗训十事》，其中第6条：“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宝贵！”琮子便是林纾的儿子林琮。林纾对他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继续苦读。10月8日，林纾在弥留之际，仍以手指在林琮手心写下最后的遗嘱，将古文传承的重任郑重托付林琮。第二天凌晨，林纾在北京寓所逝世。
（执笔：张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