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警醒，从埋头读书、不问世事，到接受新思想，毅然北上求学；他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洗礼，加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北大青年学生领袖；他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中明确方向，积极协助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北京早期党组织的主要成员。他，就是朱务善。

朱务善

北大学生领袖

朱务善，1896年生于湖南澧县（今津市）一个书香门第，幼时深受旧礼教思想影响，只顾埋头读书，绝不“越礼犯分”。辛亥革命后，他开始阅读从长沙、北京和上海等地传来的报刊，才知道除孔孟思想之外，还有着很多新思想，有着令人向往的新天地，于是萌发了北上求学的强烈愿望。不幸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只能辍学在家，备尝生活艰辛。他多次找做盐商的堂叔借学费，均遭拒绝，最终还是靠街坊四邻和同学家长筹措一笔学费，圆了他赴京继续求学的梦想。

1919年4月，朱务善到北京，正值五四运动爆发。虽然没有亲身参加运动，但目睹爱国学生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聆听他们充满激情的露天演讲，唤起了他对“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主张的强烈认同。这年夏天，他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和法政专门学校3所大学。他决定进入北大经济系学习。

进校不久，朱务善便加入致力于“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和邓中夏等人积极参加每周日的讲演活动。他们先是在城区几个讲演所讲演，后又去通州、长辛店等农村和工厂讲演，宣传自然知识、生活常识、通俗教育等内容，有时也讲一些时事。朱务善的讲演内容很广泛，特别注意根据听众的特点来选题。去农村，就偏重讲“干么信教？”“痨病的起因及预防法”这些与生活相关的话题；在城区和工厂则着重讲些时事，如“北京社会”“民国与国民”“爱家与爱国”“好政府”。他的语言鲜活，讲起道理来深入浅出，很接地气，让人们感觉有道理：原来国家跟自己息息相关，爱国就是爱家，国家软弱无能，国民也要受欺负。爱国是所有国民的责任。由于讲演吸引人，组织能力强，1920年10月，他继邓中夏后当选为平民教育讲演团总务干事。

1921年2月，朱务善被公推为新设讲演所的常驻总务干事，管理日常事务。在他的组织下，新设讲演所及附设的书报阅览处于3月7日开放，白天前来阅览书报者多达六七十人，晚上讲演时更是听者满座，许多人没有座位就挤在过道和门口。此后3次讲演团大会选举，他都当选为总务干事。讲演团在校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朱务善曾当选为北大学生干事会主席，成为北大颇有影响的青年学生领袖之一。

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朱务善也深受影响，他积极阅读反映各种社会思潮的书刊，特别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新青年》刊载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仿佛暮鼓晨钟，叩击着他的心灵，启迪着他的思想。

1920年年初，经进步同学介绍，朱务善来到北大图书馆，找到仰慕已久的李大钊，请他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李大钊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他们相对而坐、相谈甚欢，聊了很多学术和思想方面的问题。临别时，李大钊从桌旁一个堆满书刊的书架上，拿出自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很客气地请他看后提意见，还借给他几本河上肇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和一本英译的列宁著作。

那时谁阅读列宁的著作，谁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嫌疑。李大钊在送朱务善出门的时候叮嘱道：“这本英译的小册子你看完后，交还给我，不要转借他人。”

此后，朱务善常去图书馆向李大钊请教，又在李大钊的推荐下，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书。随着交往的加深，朱务善愈加敬佩李大钊的为人与学问。李大钊推崇的代表着劳苦大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让少年时代曾饱尝生活艰辛的朱务善产生了强烈共鸣。

1921年3月，经李大钊、邓中夏介绍，朱务善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系统钻研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他见到了高君宇、张国焘、何孟雄、李梅羹等人，才知这些相熟的同学，原来已是共产党人。中共一大后，他也成为中共党员。

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1月17日，他与邓中夏、罗章龙等19人作为发起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募员公告。一个月后，会员就增至四五十人。

一天，朱务善和邓中夏、何孟雄等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讨论如何在青年学生中扩大研究会的影响。李大钊身着蓝布大衫，戴着眼镜，坐在桌角，倾听学生们讨论。朱务善恳切地问道：“您每月可以讲演几次？”李大钊微笑着说：“你们要我讲几次，我都可以，只是还要邀请其他愿意参加的教授们才行。”

在积极组织研究会活动的同时，朱务善等人还常在《民报》《新国民》等报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报》名义上由冯玉祥与国民党合办，实际上由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主持。它政治上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各种进步社会运动。报纸共有三大页12版，6版为英文，主编为陈友仁；6版为中文，主编为萧子升。

朱务善和李骏、范鸿劼等共产党人都是《民报》编辑，朱务善负责国内新闻和经济副刊。他在报纸上连载列宁所著的《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引起了北大一些人的不满。此后，陈友仁因抨击张作霖遭到逮捕，《民报》也由此被查封。

拓展北京青年团工作

创建时期的北京党组织主要有两大项工作：一是组织工人运动，重点开展北方铁路工人运动；二是领导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社会运动，朱务善和高君宇、黄日葵、刘仁静、李骏是主要参与者。朱务善充分利用在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北大学生会积累的经验，发挥善于演讲、组织能力强的特点，为组建北京青年团积极发挥作用。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宣告成立，朱务善和高君宇、张国焘等人成为首批团员，高君宇为第一任书记。他们曾帮助天津、唐山、保定、太原等地建立团组织。此后，由于人员变动、经费紧张、当局控制等原因，北京团组织逐渐停止活动。中共一大后，为加强团的工作，朱务善等人于1921年年底奉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ༀ员会，开始恢复青年团活动。

朱务善等人多方联络，积极发动同学、老乡、好友，根据形势开展各种活动。到1923年，从北大兴起的青年团组织，影响迅速遍及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当时的许多学生运动和社会活动，都得到北京团组织指导，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英文Socialist Youthleague的缩写）在北京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

北京青年团重视组织建设，对申请加入共产党的人，都先放在青年团中考察一段时期。他们很注重在学生运动中发展先进分子，很多优秀青年都被吸纳进入青年团，不少人后来成为忠诚的共产党人，如云泽（即乌兰夫）、奎璧、多寿、刘锡五等。到1924年5月，北京蒙藏学校、俄文专修馆、华北大学等校先后成立团支部，团员发展到350多人。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起调查胡鄂公贿选的事件。此前，胡鄂公通过章士钊介绍结识了李大钊，在阅读一些马列主义书刊后，与湖北老乡熊得山、高等警官学校教员邝保汉等人，于1921年7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1922年2月，又出版杂志《今日》，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因此被称为“今日派”共产党。

为团结更多进步力量，陈独秀向北京党组织多次提出，“今日派”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差，应该接受他们参加我们的组织。1923年，曹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很多国会议员如胡鄂公都被怀疑受贿。陈独秀指示北京党组织调查这次贿选，查证胡鄂公、邝保汉等人是否参与其中，先将这些人放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考察。

事实上，朱务善等北京的同志都很清楚，胡鄂公是左右逢源、捞取好处的政客，被怀疑受贿并非空穴来风。他们经过多方了解情况，证实了胡鄂公等人受贿，成了“猪仔议员”。于是，采取巧妙办法开除了胡鄂公等人，即先召开团员大会，宣布支部解散，这样胡等人就不再是团员。

朱务善利用学生代表身份，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和社会活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他与缪伯英以北京学生会代表名义，冒险赴武汉探望罹难工人家属、声援工人罢工、控诉军阀暴行。他毫不畏惧，在记者会上揭露吴佩孚、肖耀南镇压大罢工的血腥罪行，号召学生和工人奋起反抗。

这年年底，朱务善被选为北京学生代表，赴广州面见孙中山请命北伐。当他和孙中山谈话的时候，一位来自北京的国民党右派代表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说朱务善是共产党员，在北京包办学生运动，不让“真正”的国民党员参加。

第二天，孙中山单独召见朱务善面谈。孙中山亲切随和，对前一天的事情明确表态：“现在的问题是这样，谁反对共产党，他就不是国民党员。”这让朱务善深受感动。他以极大热情投入国共合作中，积极参与组织国民会议，有效抵制了段祺瑞执政府组织的与国民会议相对抗的善后会议。

1925年秋，朱务善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当时赴苏留学生有40人，他是中共中央指定的8位学生他员之一，负责学生工作。不久，他由中共党员转为苏共党员，参与共产国际工作。后因苏共肃反扩大化被错误关押，流放。1955年从苏联回国后，中央恢复了他的党籍。此后，他在中国科学院为科技编译出版事业做出积极贡献，1971年病逝。

（执笔：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