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正是拥抱光明和美好的年纪，可他却在这个年纪，生命戛然而止。青春韶华永驻，宛若闪电般耀亮。他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成为中国青年革命健将。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骨干成员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高君宇。

高君宇

学运洪流中的“划桨手”

1916年秋，20岁的高君宇怀揣着美好梦想，告别家乡山西省静乐县，穿越黄土高原，翻过太行山脉，来到古都北京，在北京大学理科预备班学习。初到北大，层出不穷的各种新思潮，打开了他的视界，荡涤着他的心灵。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广泛结交同学，求索真知，畅谈时事，徜徉在各种思想学说之中。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影响。高君宇从李大钊处看到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了解到十月革命的详细情形，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经常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聚集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或家中，共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路径。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与日本签订针对苏俄、损害中国东北利益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恶劣行径立即引起广大爱国学生乃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高君宇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青年，联合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代表组成北京爱国会，于5月21日组织2000多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游行学生不顾军警的阻拦，振臂高呼，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高君宇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崭露头角，逐渐成长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消息传到国内，爱国学生们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1919年5月2日下午，高君宇来到北大西斋饭厅，参加《国民》杂志社召开的紧急会议。一群热血青年围坐一起，积极讨论国家出路，坚决抗议巴黎和会的决定，探讨如何解决山东问题，等等。经过一番热烈讨论，会议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其他学校代表参加，一起商议如何开展反对巴黎和会和卖国政府的斗争。

3日晚的学生大会气氛十分悲壮，大家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一致主张走向街头，游行抗议。会议决定5月4日齐集天安门前，举行学界大游行。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5月4日下午1点左右，高君宇和北大爱国学生勇敢地冲破北洋政府教育部代表的阻拦，奔赴天安门，参加游行示威。下午4点多，游行队伍一路高喊着“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涌向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到了曹宅，学生们发现大门紧闭，又有不少警察把守，显然曹汝霖已先有防范。高君宇等学生砸开围墙上的窗洞，跳进院内，打开大门，院外的大队人马一拥而进。高君宇和部分爱国学生痛殴了正在曹宅的卖国贼章宗祥，并火烧曹宅。

熊熊大火引来了反动军警，32名学生被捕。当晚，高君宇等在北大三院礼堂召集会议，商讨如何营救被捕同学。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集会，决定各校全部罢课，成立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高君宇被选为干事。6日，各学校联合成立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高君宇被选为北京大学驻学联代表，参加领导全市学生斗争。7日，迫于广大爱国师生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在蔡元培及各界人士的积极营救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高君宇代表北大学生会，到监狱接回被捕同学。各校被捕同学一起来到北大操场，与前来欢迎的师生见面留影。

深入工人群众的“老夫子”

社会怎样改造？依靠谁改造？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人民群众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让高君宇逐步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改造社会。因此，他毅然参加邓中夏组织的旨在“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并成为讲演团的骨干。

此后，在乡村、工厂经常能看到高君宇的身影。他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私有制与婚姻”等为题，进行多次激动人心的演讲。讲演中，常常会遭到军警的阻拦或镇压，但是高君宇等不畏强暴，据理力争。一次，高君宇在南城模范宣讲所讲演时，遭到该管区军警的阻拦。高君宇对台下群众高声讲道：“列位呀，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无非是要平民受同等的教育。现在他们连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这话立时激起听众对军警的仇恨情绪，“台下掌声如雷，很有愤怒的样子”。在群众的怒视下，军警灰溜溜地走了。

经常深入工厂、农村演讲，让高君宇更加明白依靠工人力量开展革命运动的重要性。1920年5月1日，高君宇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表《“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一文，介绍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和伟大意义。他写道：“五一运动的呼声，是劳工在资本家压制的底下要求翻身的呼声，也是平民要‘复权’的一个记号。”五月一日同盟总罢工的目的，不是单纯减少工作时间，“它的总目的是在改造社会”。从工人运动一开始，高君宇便与改良主义者截然不同。他从事工人运动的目的，不在一点一滴地改良，而是引导工人走彻底革命的道路。他说：“凡是承认五一运动者是为了新世界奋斗的同志，都应撑起肩来，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次月，高君宇就成了其中一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党组织把距离北京不远的长辛店作为小组成员和工人联系、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高君宇一有时间，就与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人到长辛店工人中调查走访，和工人兄弟谈心交友。其实，走出这一步，对于高君宇等人来说，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起初同学们都是以学生身份前往工人区访问的。那时，大学生多为社会上层家庭子弟，工人是排斥的，他们常常怀疑这些学生不在学校好好读书，来工人区瞎溜达，到底是有啥动机？因为摸不清学生的思想，所以他们敬而远之，不愿接近。为解决这一问题，青年学生们多次分析讨论，最后找到症结和答案：要打破工学界限，学生们一定要与他们一起吃苦耐劳、聊天谈心、打成一片，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工人心间。

办法找到了，高君宇等人就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开始拜工人为师。每每到工人中走访时，学生们称工人为师傅，工人则称学生为先生，后来渐渐亲近起来，称呼就相应有了变化，双方都用“老”互称，如工人称高君宇为老高，高君宇称໿史的工人为老史等。时间一长，工人看高君宇他们生活自律，不近女色、不嗜烟酒，就称他们是清教徒，再后来工人根据学生们的特征给他们起绰号，如高君宇举止斯文，就称他是“老夫子”，邓中夏耿直豪爽，工人就叫他“邓大炮”。各人称号都很贴切，称之者表示亲昵，受之者也不介意。工人们对高君宇等人的嫌隙烟消云散，双方终于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了。

高君宇等学生顺势而为，一点点地启发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1921年元旦，高君宇同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办起了劳动补习学校，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给下班后的工人们上课。课上，高君宇经常把枯燥的理论讲得生动形象，让他们听懂弄通，并告诉工人兄弟，要解放就要组织起来。学生深入工人群众，与他们交朋友，教授他们文化知识，为工人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青年团组织的创建者

为吸引更多的青年投身革命，学习苏俄分别建立党团组织的做法，李大钊在积极筹备建党的同时，开始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此时的高君宇作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得到李大钊的赏识和重用，参加了建团工作，草拟了团章。

1920年11月初，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沙滩红楼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范鸿劼等人，高君宇被选为书记。会议通过团的章程，认为团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学生会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络和在学生中吸收团员，发展组织，进行社会调查和宣传活动。之后，高君宇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斗争，不断扩大团组织的影响。

为使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密切联系，在北京党组织指导下，1921年3月16日，高君宇主持召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特别会议。会上，高君宇报告了少共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来华及在北京的活动情况。会议决定，北京青年团派代表出席即将在柏林召开的少共国际大会，还议定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

正当高君宇积极开展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时，他又接到一个新任务。4月，高君宇受李大钊委派，到家乡山西筹建团组织。他回到母校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召集太原进步青年贺昌、王振翼、李毓棠、傅懋恭（彭真）等人，讨论人生观、世界观，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他们打开一个光明的视界。经过高君宇耐心细致的工作，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山西的进步青年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先于山西共产党组织而创立的，为建立党组织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完成山西建团工作之后，高君宇返回北京。1922年1月，高君宇作为中共代表之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君宇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3年2月，高君宇等受党的委派，回到熟悉的长辛店，领导工人同反动军阀做斗争。他为罗章龙编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作题为《工人需要一个政党》的后序，号召工人在党领导下继续同军阀进行斗争。1924年，高君宇受党组织指派，回到老家，创建了山西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中共太原小组。彭真后来回忆说，高君宇对山西党团组织创建做出了极大贡献，“他是我们山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人”。

高君宇不仅是青年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还是革命理论的研究者、传播者，为党的理论创建做了大量工作。从1919年至1924年，高君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国内外革命形势，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这些理论文章，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发展，也折射出他本人的思想发展脉络。他对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对中国革命若干重要问题的深入探讨，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大钊曾赞誉高君宇“建党初期理论家，高公健笔人人夸”，可见其理论水平之高。

长期的奔走操劳，使高君宇本有咯血病的身体变得更为羸弱。1925年3月4日，由急性阑尾炎转为致命的败血症，6日凌晨，高君宇英年早逝。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照片的诗句，成为他短暂一生的真实写照。

（执笔：高俊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