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令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出自五四《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者是北京大学外文系学生罗家伦。他满怀热情投身新文化运动，参与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义无反顾为五四运动奔走呐喊，起草宣言，成为学生领袖；他一生不断反思总结五四运动的价值与影响，写下一位五四健将对历史的思索。

罗家伦

《新潮》比肩《新青年》

罗家伦，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书香家庭，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20岁时考入北京大学。这时，北大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思潮交相涌动，冲击着青年学生的思想。

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各种思潮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置身于新思潮熏陶之中的罗家伦，开启了新的思想探索，入学不久就在《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号发表《青年学生》一文，针砭时弊。这年11月，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学生，组织了一个充满朝气的社团——新潮社。大家商议集资创办一份刊物，在罗家伦提议之下，取名为《新潮》，英文译名“The Renissne”，取“文艺复兴”之意。这是全国第一份由学生主办的白话文期刊，傅斯年担任主编，罗家伦担任编辑。杂志创办得到校长蔡

元培等人大力支持，特批每月2000元做印刷经费。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北大红楼腾出一间屋子给杂志社使用。

1919年新年伊始，《新潮》杂志第一期在大家殷切期待中面世，杂志充满着激进的观点和清新的文风，出版后大受欢迎，甚至出乎创办者意料。初版印制的1000份很快一售而空，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加印了3次，销量达到10000多份。杂志开宗明义宣告“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文义”“革新的文词”，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锐气，对封建文化进行猛烈抨击，与《新青年》交相呼应。这份新锐杂志虽被守旧人物视为离经叛道，却深受进步青年喜爱。《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一度比肩《新青年》。盛誉之下，投稿也纷至沓来，但罗家伦等人在文章选择上标准非常严，即便是老师投来的稿子，只要不符合新文化运动主张也一概不用，毫不妥协。

正当文学改良、文学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却受到守旧人物攻击。罗家伦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文学论战中，为白话文运动鼓与呼。他发表《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犀利地反驳胡先骕对陈独秀、胡适的攻击，指出白话文是为做“人的文学”，推进人类知识的全部解放。他还和胡适共同翻译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发表。当胡适撰文提倡妇女解放时，继任《新潮》主编的罗家伦发表《妇女解放》一文，大力倡导通过教育、职业和儿童公育，实现真正的妇女自我解放和独立，以此呼应胡适的主张，文章观点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惊世骇俗。

保守派人物江瀚看到此文后怒不可遏，竟然拿着两本《新潮》杂志去找总统徐世昌告状。徐世昌看见里面有一篇文章中论及女子贞操问题，勃然大怒：“现在青年思想到这个地步，还得了！”要求予以严惩。责成教育部部长傅增湘给蔡元培发专函，要求辞退、开除所谓的“北大四凶”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罗家伦，但蔡元培始终不肯就范，并以请辞抗争，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起草五四宣言

1918年5月，有留日回国学生代表到北大西斋饭厅发表演讲，痛陈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阴谋，反对政府出卖高徐、济顺铁路的媚日外交。罗家伦最后一个登台发表演说，他越讲越动情，越讲越激动，愤而提议：“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们用军警来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这引起大家强烈共鸣。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前示威游行，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接见请愿学生，亲自向学生详细解释条约内容，一些校长也纷纷对学生进行劝说，学生们最后无奈离去。

由于罗家伦激进的言论和学生们的行动，校长蔡元培承受到巨大压力，甚至一度请辞。这次请愿活动成为“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作为战胜国的自豪感没维持多久，就不断传来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利的消息。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批学生商议，决定要举行一次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得知：北洋军阀政府将同意凡尔赛条约中关于德国在山东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的条款，并准备签字，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当天晚上，北京13所学校学生开会，一致决定第二天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散会后，罗家伦立即投入到联络各校学生和购买写标语的白布等准备工作中。次日上午10点，罗家伦刚从外面回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急匆匆推门进来，对罗家伦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

北大起草，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没有推辞，站在一张长桌旁，略加思考，便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下一篇不到200字的白话文版《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宣言写好后，立即交由印刷厂赶印，原定印5万份，结果到下午1点，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只赶印出来2万份。学生们带着传单走上街头，一声声“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怒吼，成为五四运动中最为响亮的口号。示威游行途中，市民们看到宣言，深受学生爱国热情感染，纷纷加入游行队伍。

当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时，被一群使馆界巡警所拦阻。大家一致推举罗家伦、江绍原等4名代表，去美国使馆递交英文声明书，吁请各国主持公理。后来，因发生火烧赵家楼等事件，32名学生被捕入狱。罗家伦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同学，为争取舆论支持，及时把学生运动的真实状况报道出去，当晚他还赶到《京报》等报馆，介绍当天游行示威的情况。

5月底，各地学生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策划联络各界发起全国性抗争。6月3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许多学生被军警拘捕。6月4日，罗家伦在被军警盯梢的情况下，冒险将反映北京学生遭到逮捕情况的电报发到上海，引起舆论关注，进一步促发了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工、罢市斗争。受到全国抗议浪潮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陆续释放被捕学生，改组内阁，罢免亲日官员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取得胜利。

五四情结伴终身

五四运动对罗家伦的人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凡是一件历史的事迹，时代隔得愈远，其意义和影响，愈看得清楚”，因而在一生中不断地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

五四运动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罗家伦就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发表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敏锐地概括出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并认为其3种精神关乎中国民族的存亡，就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觉的精神”。文章中，罗家伦充满感情而又不失理性地赞扬五四运动，成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使用者之一，也是对五四运动精神最早的概括者。

此后，罗家伦陆续发表近20篇文章，还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和演说，从不同方面讨论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罗家伦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是重要骨干，曾对五四运动予以歌颂和赞扬，被称为五四健将；另一方面，他深受胡适影响，在汹涌的革命浪潮面前表现出保守退缩倾向，对群众运动表现出种种忧虑，担忧运动朝革命的方向发展。在思想摇摆中，罗家伦提倡用文章说理方式，而不是用运动或者革命手段进行反抗，认为用罢课做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罗家伦特意为《晨报》编辑“五四纪念增刊”，征集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专文，对五四运动进行深层次探讨。他在《新潮》杂志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与将来应取的方针》，对五四运动进行比较全面的剖析和反思，认为五四运动“这件事为中国的政治史上，添一个新改革，为中国的社会史上，开一个新纪元，为中国的思想史上，起一个新变化”！

1920年，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罗家伦，作为5名学生代表之一，被推荐前往美国留学。1926年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中华民国驻印度大使等职，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这期间，他陆续撰写发表了一些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1967年，已入古稀之年的罗家伦，始终放不下心中的五四情结，再次挥笔写下《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两年后，罗家伦病逝于台湾。

（执笔：赖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