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傅斯年脱颖而出，从一介儒生成长为一名文学革命斗士。他率先投稿《新青年》，组建北大第一个新文化学生社团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五四当天，作为学生游行总指挥的他，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

投身文学革命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生，山东聊城人，出身儒学世家，在祖父的影响下，很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潜心钻研国学，经史旧学根底深厚，受到刘师培、黄侃等人器重，将其视为衣钵传人。1916年转入本科，不久成为黄侃的得意门生，装束上也模仿其师，微胖的身躯，经常穿一袭长衫，手持一把大葵扇，拿一卷古书，戴一副圆形眼镜，俨然一名地道的儒生。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与 其弟傅斯岩合影

傅斯年在同学中享有“孔子以后的第一人”美称。当时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但他教《文心雕龙》却非所长，讲课时经常出错。一次，恰好有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傅一夜看完，从中找出30余处错误。全班签名上书蔡元培校长。蔡元培是内行，一看自然明白，可是他很难相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现的，一度怀疑是别的教授在背后捣鬼。了解实情后，蔡元培调换了老师，同学们被傅斯年的才华所折服。

此时的北大，陈独秀、胡适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已来任教，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这也影响了傅斯年。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他采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观点颇有新意。学生们对他的授课方法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好，有的难以接受。一天，傅斯年被同学拉去旁听胡适的课，让他帮助鉴别其学问水平，看是不是应该把他赶走。在认真听了几次课后，他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起初只是旁听胡适讲课，后经常去胡适家请教问题，两人共同语言很多，关系越来越密切，胡适的家成了他和同学好友“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

傅斯年经常听新派学者讲课，阅读《新青年》杂志，与罗家伦等同学谈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被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解放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学风的观念所吸引。他对西方著作阅读兴趣也很浓厚，并从中汲取知识，用西学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认识社会。傅斯年继承传统国学研究衣钵的观念开始动摇，投身文学革命阵营。他的文章屡见于《新青年》，仅1918年，就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等文章，步胡适、陈独秀之后，猛烈抨击占据晚清文坛的桐城学派“最不足观”，盛推“新文学之伟大精神”。同时，将视角由“破坏”转向“建设”，从“文言合一”“戏剧改良”方面，对新文学提出更为具体切实的建设性意见。其中，《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一文，缕析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缺失，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学术分科分工、学术功用、学术个性与学术创造性、学术知识论等七大基本问题，明晰中西学术之优劣，认为西方学术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言论之大胆，“发前人之所未发”。

创办《新潮》杂志

在文学革命思想影响下，傅斯年日趋成熟，他和几位同学抱着一腔热忱，经常一起交流思想，谈论北大前途和个人发展，商量自己办杂志，宣扬北大新精神，激发学者研究学术的兴趣，为文学革命奋斗。

1918年秋，傅斯年与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等同学，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约集20余人筹备成立新潮社。当时最难解决的是经费问题，于是他们找陈独秀商量，请求学校帮助解决。陈独秀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

陈独秀同意支持新潮社是经过一些曲折的。傅斯年原本是黄侃的学生，这时却要组织团体，创办杂志，提倡新文化，陈独秀怀疑他是黄侃派来捣乱的“细作”，不理他。同学们没办法，只好求胡适出面，由于胡适出面劝说和担保，陈独秀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向蔡元培申请，由学校负担经费。

李大钊当时正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他腾出红楼一层的一间房子，支持他们办社。庶务主任李辛白帮助办妥了印刷及发行等事宜，胡适应邀担任顾问。就这样，新潮社正式成立，北大每月拨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筹备发行《新潮》杂志。

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新潮杂志社启事：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

同时，还公布了首批21名社员名单和组织章程，傅斯年任主任编辑。

1919年1月1日，《新潮》杂志第1卷第1号顺利出版，读者定位是青年。《新潮》是一本完全由学生筹办、管理、发行的白话文刊物，通过针砭时弊，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立场上，很容易让青年人产生共鸣。不到半天时间，首印的1000份就卖完了，很快又加印3次，达10000多份，以后各期发行量保持在15000份左右，读者几乎遍及全国。

傅斯年是《新潮》的灵魂人物。他撰写《〈新潮〉发刊旨趣书》，开篇即自述其志：“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他在该刊上发表大量作品，前几期甚至有“包揽”之嫌，成为该刊最引人注目的“急先锋”。他有着对社会和人生探究的浓厚兴趣，将思想锋芒伸向社会，利用人生观的讨论，分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批判社会存在的问题，呼吁社会改革和革命。

傅斯年在《新潮》前5期发表关于人与社会的文章约有12篇之多。他在《人生问题发端》中强调：“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如果“不曾解决了他，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他认为，人与社会具有强烈的一体性关系，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实现自由发展个人的人生观念，实际上就是努力，每个人都要自由自觉地努力去做好工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社会富足、发展、进步，个人的利益和价值也就得到了实现。

作为《新潮》主编，他坚守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文章标准严格，批评眼光锐利，不管是教员还是学生投来的稿子，都一视同仁，择优刊用。他和罗家伦因稿子意见不一致，经常打嘴仗，有时过一会儿和好了，有时气得3天互不说话。他们志趣相同，吵闹多了，感情反而更加深厚，成了最好的朋友。

《新潮》得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肯定，也在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在学生中注入缕缕新风，鼓舞了学生的信心和斗志，成为《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傅斯年后来提出，将新潮社改为新潮学会，并开始发行《新潮丛书》。

五四游行总指挥

正当傅斯年积极撰写文章宣扬新文化，向传统社会意识猛烈进攻的时候，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傅斯年得知，家乡山东的领土和权益要被外国列强勾结转让，想到饱受苦难的父老乡亲又要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爱国心和责任感被激发出来，他立即率领《新潮》同人投入到运动中。

5月3日晚，北京13所学校代表千余人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集会，商讨游行示威等事宜，决定次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学界爱国大示威。大会推举20名学生代表负责组织工作。傅斯年在同学中素有威望，被推举为代表和游行总指挥。当晚，他和同学们一起，彻夜未眠，赶做旗帜和书写标语，供游行队伍使用。

5月4日当天上午10点，傅斯年和其他各校学生代表，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再次召开会议，商讨在天安门前集会及游行示威路线等事宜，最后达成共识：各校代表立刻回校集合学生，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会合，然后整队去东交民巷游行，向各国使馆示威，抗议《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条款。

下午1点左右，傅斯年等人率领着北京各校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他手举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口号，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商量计策。游行队伍至东交民巷使馆区受阻，傅斯年等学生代表与使馆反复交涉未果，学生们在使馆外苦等了大约两个小时，愤怒的情绪不断积聚，队伍中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游行秩序开始失控。

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大家不要激动，但学生们情绪激愤，不肯听他指挥。他见情势无法控制，于是率领学生经御河桥直奔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提前得知消息躲了起来，学生们找不到曹，就点火烧了曹宅，痛打了当时躲在曹宅来不及逃跑的章宗祥。军警出动，逮捕了32名学生。

回来后，许多学生要求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并酝酿更加激烈的行动。傅斯年不赞成采取过激的行为，他主张把精力放在营救学生上，这期间与一位同学发生激烈争辩，两人动了手，傅斯年的眼镜被一拳打飞。他一气之下，不再参与游行示威的组织指挥，只是在一旁起劲。

此后，他从台前转向幕后，开始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意义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与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国狗和中国人》《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等等。他认识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有许多好现象、好兆头，提醒人们总结历史教训。

1919年6月，傅斯年参加山东官费出国留学考试，成绩优异，但考官以他是《新潮》主编、五四运动学生游行总指挥、闹事激烈分子的理由拒绝录取。眼见留学梦即将破灭，北大学长、山东省教育厅科长陈雪南站出来力排众议，傅斯年最终获得留学资格，年底起程赴欧。

1926年，傅斯年结束留学归国，受聘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从此，这位当年五四游行的擎旗手，走上潜心治学之路，专心学术研究。1928年，他筹备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23年，为中国近代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1949年，他离开大陆，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因病去世，终年55岁。

（执笔：王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