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风云激荡，众多有识之士和学术精英汇集于此，为各自的思想、学术和政见摇旗呐喊。面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滚滚潮流，很多人崇尚西学、批判传统，而一位年轻教师却勇敢地站出来，举起儒家文化的大旗，成为新儒学的开启者。这位年轻教师，就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

1921年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期间留影

受邀入北大

梁漱溟出身“世代诗礼仕宦”家庭，原籍广西桂林，1893年生于北京，从小接受新式教育，一度崇信改良主义思想，20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之后又逐步转向儒学。受父亲梁济影响，从青年时代就关心时局，参加过京津同盟会，从顺天中学毕业后担任京津同盟会《民国报》记者。后来，他辞去报社职务，回家过起了隐居生活。这期间，勤于思考的梁漱溟自学哲学，阅读了包括佛教典籍在内的大量书籍。

1916年，梁漱溟受邀担任段祺瑞内阁司法部机要秘书。同年，知名报人黄远生因拒绝袁世凯收买，被迫流亡美国，而他抵达旧金山仅仅数日，便遇刺身亡，引起舆论大哗。曾与其同为新闻记者的梁漱溟，惊闻好友无辜蒙难，甚为悲痛。他哀伤于黄远生的不幸遭遇，更觉人生如逆旅，以此为缘由，写下思想转型之作《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上。文章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尊崇佛学。北大校长蔡元培阅后，十分欣赏，认为梁漱溟学养高深，有意请他来北大任教。

不久，经教育总长范源廉引荐，梁漱溟登门拜访蔡元培。寒暄过后，他拿出《究元决疑论》手稿，虚心向蔡元培请教。蔡元培却微笑着说：“你的这篇大作，我早已拜读过了。此文立论有据，很有胆识，见解独到。”接着又说：“我这次到北大出任校长，当务之急便是网罗人才，所以想请你来北大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忐忑地说，自己18岁从地安门外的顺天中学堂毕业后就工作了，没再考学，也没留过洋，怎么好任教北大呢。他诚恳表示：“实在称不上懂得印度哲学。只是多读了一些佛典，学到了一些佛家思想罢了。承蔡先生盛情美意，委以重任，我只怕担不起这副担子。”

蔡元培劝道：北大要着重办好哲学系，希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不要把来北大当作教别人，而是与他人共同学习。听到这一席话，梁漱溟心有所动，便答应了下来。

那时，北大是新文化运动中心，新派与旧派已围㐁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等问题进行了很多激烈争论。梁漱溟虽然不属于旧派，但对新派批判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也不满。因此，他第一天到北大报到时，就当面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片刻回答说，我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梁漱溟立即表示，自己“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受聘于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

1917年秋天，年仅24岁的梁漱溟登上北大讲台，为学生讲授印度哲学。当时，他把佛学当作哲学来研究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风靡一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界倡导白话文，批判封建礼教，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既倡导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又引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因此，梁漱溟讲授的印度哲学并非主流，逐渐被冷落。原本他每周只教两小时的课，起初来听课的学生很多，后来学生数量越来越少。此时，社会上又兴起批判传统文化的浪潮。面对这样的环境，梁漱溟决定暂停佛学课程，转而开设儒学课。

提倡新儒学

梁漱溟深入研究儒学后，越发认同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欣赏其中的人生意趣。为激起师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1918年9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登了一则启事，号召人们研究东方学。梁漱溟指出：现在北京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更倾向于学习和研究西方学，并没有人注意和学习东方学。自己愿意留出一两年时间来为研究东方学的人做一个开端。他倡议建立研究东方学的学会，并承诺每月从薪酬中捐出20元供会务使用。

启事刊登后，响应者寥寥无几。梁漱溟毫不气馁，继续努力活动。一个多月后，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了第二则启事，特意将东方学强调为孔子之学，表示不再讲印度哲学，只讲自己对孔子的认识。同时告知有兴趣者可以到哲学系教员室找他，进行更多交流探讨。

同年11月，梁漱溟正式讲授孔子之学，着力宣扬儒学思想。他在开课式上，首先提出关于孔子的6个问题：孔子在伦理问题上的主张是什么？孔子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什么？孔子对政治与社会实行教化的主张是什么？孔子文化与西欧文化是如何发生冲突的？孔子文化与本土其他文化的差异是什么？孔子如何看待人生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梁漱溟要求学生认真思考，根据史料深入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途径，延续2000多年的孔子思想就会被寻找出来，并真正得到理解。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孔子的批判，促使梁漱溟开始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希望国人对其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1920年，蔡元培带领部分教授到欧美考察。出发之前，北大教职员为他们举办隆重的欢送会。会上，有几位教员先后致辞，提出希望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欧美，再将欧美的文化带回国内。对此，梁漱溟提出疑问说：“大家都希望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但是，我很想知道，究竟要带哪些东西呢？现在，我姑且不问要带回西方文化的哪些东西，只想弄清楚——所谓中国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梁漱溟的问题让大家陷入沉思，却无人回答。在梁漱溟看来，在北大这所著名学府，人们热烈讨论着各种学术问题，却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过中国文化是什么。由此，梁漱溟更坚定了深入探讨东西文化问题的想法。

梁漱溟的新儒学不以“打倒孔家店”为目标，而是以孔孟倡导的儒学为核心，批判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糟粕，兼容并包西学和其他外来先进文化，以求顺应时代发展需要，这是梁漱溟对中国思想史的重大贡献。他在北大讲授儒家思想课程时，总是座无虚席，受欢迎程度之高令人惊叹。慕名而来的不仅有冯友兰、朱自清、顾颉刚等北大学生，还有其他学校的人。起初，学校将上课地点安排在北大第一院的教室，但听课者实在太多，教室无法容纳，只能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有趣的是，前来听课的，不仅有支持他的人，还有反对他的人。例如，江恒源、张难先、伍庸伯等人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来，余光伟、彭基相等反对者则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而来。讲坛上，梁漱溟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其独到的深刻见解常使听者掩卷遐思或茅塞顿开。

引发新论争

五四运动后，北大自由讨论的风气愈发浓厚，特别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学术讨论尤为活跃。除了讲课，梁漱溟还做一些诸如“佛教哲学”“孔子哲学”的专题演讲，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年秋，梁漱溟在北大一次演讲中，首次畅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日刊》连载演讲记录。1921年他又到山东演讲这一专题，并将演讲记录汇编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于当年10月出版。这是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的最早集成，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部重要作品。那时他年仅28岁，书中已体现出深厚的国学积淀和对中西文化的深入思考。

对于这本书，中国哲学家冯友兰认为：“无论他的结论是否正确，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这本书一年之内再版5次，短时间内又译成12国文字，这让梁漱溟在思想文化界名声大噪，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随着海内外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愈加受到广泛关注，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梁漱溟声望渐隆，迅速成为新一代儒者的代表，被后人誉为新儒学的开启者。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自序中写道：“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不管是著述，还是向学生演讲东西文化，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都是一致的：赞同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不主张照搬照抄，也反对简单拒之门外。梁漱溟反对“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做法，提倡“中国文化复兴说”，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应付迎合之法。在书中，梁漱溟首先确立自己的文化哲学，以独特的思维模式，提出文化三路向的主张。他将中国、西方、印度三方文化概括为人类生活样式的三种不同路向。提出中西文化的各类差异并非由物质决定，而是取决于主观不同的“精神”，即“意欲”。梁漱溟主张，从人类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问题出发，评价文化的优劣，从而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适应论”。通过多方面分析和论述，本书最后的结论是：西方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虽然能起主导作用，而不久的将来会是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该书的问世和传播，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使已趋于沉寂的东西文化论战又重新活跃起来。围㐁书中提出的观点，人们纷纷发表言论，莫衷一是，有近百篇文章及十几本论著进行相关讨论，形成一个新热点。保守主义者、革新派人士彼此针锋相对，对梁漱溟的观点主张，有的赞同，有的进行严厉批判或抨击。

梁漱溟曾将此书送给胡适，1923年，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长篇书评。在胡适看来，梁漱溟对中西文化基本态势的整体观察，以及对中、西、印的文化分析，都过于笼统。而对于胡适的批评，梁漱溟并不心服，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弄懂书中所论及的问题，因此不客气地请胡适用心“俯察”原书。此后，两人经常往来信件互相争论，这些论战，将东西文化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从1921年至1929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总共印刷8版，可见影响之大。哲学家熊十力曾评价：“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

西潮汹涌之下，梁漱溟的新儒学独树一帜，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

（执笔：韦冬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