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21日黎明，南京城南雨花台，“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几声气壮山河的口号划破天地间的宁静，一位满腔怒火、昂首挺立的革命志士壮烈牺牲。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

邓中夏

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

邓中夏1894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17年夏，邓中夏从湖南高师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入校之初，他一心攻读古文，是个幻想通古入仕的“古文迷”。

此时，北大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的学术讨论和自由争辩之风盛行。沸腾的校园生活，使邓中夏如梦初醒，深为震动。他经常去哲学系、经济系听课，广泛涉猎各种新知识，积极参加各种研讨会，与同学们探讨各种学术和时事问题。他已有了这样的念头：面对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不能再埋首故纸堆，要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权益全部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北京，爱国学生群情激愤。1919年5月3日晚，在北大举行的几所学校代表大会上，邓中夏愤慨地说：“我们要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我们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学生一起，参加抗议示威游行。队伍刚走出校门，北洋政府教育部一次长匆匆赶来劝阻：“学生就是好好读书，国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办。”邓中夏大声回击：“交政府去办！政府会办什么？政府就会卖国！”“你身为教育部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是中国人吗！”面对义正词严的指责，那位次长无言以对。

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不少学生血染街头，身陷囹圄，邓中夏也险遭逮捕。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又召开大会，决定全体罢课，营救被捕学生，并进一步组织起来，继续开展反帝爱国斗争。随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任宣传股主任。

为做好宣传工作，5月5日起，邓中夏带领同学们走向街头，连续讲演10余天。他讲演的题目是“青岛交涉失败史”“国事真不可谈吗？”等等。5月下旬，邓中夏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前往湖南，宣传爱国运动。这期间，他和毛泽东一道组织湖南学联，发动并参与领导湖南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有力地声援北京等地学生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当时，国内各种期刊报纸，只要登载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及苏俄情况的文章或新闻，邓中夏都千方百计找来细心阅读。他还和几位懂德文的同学托人从德国购买马克思的原著，并捐出自己数月伙食费20银元作为购书经费。书买到后，他立即组织同学翻译阅读。

1920年3月，在李大钊倡导下，邓中夏和高君宇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定期召开讨论会、报告会，组织会员搜集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设立一个小型图书馆，称为“亢慕义斋”。邓中夏每天一早就去图书馆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与研究会成员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流学习心得，经常到深夜才回宿舍休息。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邓中夏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活动的强烈愿望。

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北大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其命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此时，邓中夏作为成员之一，积极协助李大钊的工作，并介绍朱务善等人参加党组织。不久，他到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洞庭湖时，激动地写下《过洞庭》一诗：“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表达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找到救国救民的马克思主义，邓中夏四处奔走为之鼓与呼。1921年年初，征得北京党组织同意，邓中夏受聘于保定高师，在国文科教授新文学。他编选的教材中，绝大部分为五四以后介绍新思潮、提倡新文学的论著。他要求学生“研究文学，莫忘了社会，更莫忘了社会改造”。他发动学生组织新文化研究社、新教育协进会、国语文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亲自为新文化研究社的成员拟定必读书目，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社会主义史》等。他希望学生们通过阅读上述论著和对比研究后，投身改造中国社会，实现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的理想。

深入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

邓中夏在北大求学期间，校长蔡元培倡导学生走向社会，李大钊也发表《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等文章，号召青年到民众中去，开展民主主义宣传。1918年年底，邓中夏和几位同学利用假期，来到唐山矿区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这次短暂的唐山之行，使邓中夏感到提高“民德民智”迫在眉睫，他立志要为唤醒民众而奋斗。

唤醒民众就要走进民众。1919年3月，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被选为总务干事。他向北大学生呼吁：我们天天鼓吹救国，可是实际下手的地方在哪里？救国的先决问题，是要提高民众觉悟，请快来加入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吧！4月初，平民教育讲演团到北京东便门蟠桃宫连讲3天。邓中夏演讲的题目是“家庭制度”“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很受群众欢迎。

在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一周年之际，邓中夏积极响应李大钊提出的知识分子“要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对讲演团的章程做出重大修改，除强调城市讲演之外，开始走进乡村和工厂。

1920年4月2日至8日，邓中夏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二组到长辛店和赵辛店一带，围㐁“国耻纪念日”“救国方法”等主题，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最初的演讲，工人并不买账，往往开始演讲不久，听众就所剩无几了。邓中夏并不气馁，他鼓励同学们，先从了解工人、同他们交朋友开始。邓中夏与朱务善、杨人杞等一起，找到在工人中比较有声望的史文彬，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并到工人集中居住点去同工人聊家常，注意用工人们熟悉的表达方式为工友发声，为穷人讲话。同学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讲演团逐渐赢得了工人的喜爱和尊重。

为更好地团结工人，长辛店需要一个固定场所作为活动据点。1921年1月，邓中夏、张太雷等人在长辛店开办了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学校分日夜两班，夜班面向工人，日班免费教工人子弟识字读书。办劳动补习学校首先要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邓中夏亲自挑选教员，安排王铮、吴容沧等为常驻教员。他要求教员自己编写教材，说：“我们应该根据工人的生活、劳动情况，自己编一个工人识字课本，把工人劳动常用的工具、器物等编在课本上。让工人知道‘老虎钳’三个字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刚开始上课，有些工人兴趣不高，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要是发窝头我们才来上课”。邓中夏耐心地告诉工人：认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才能过上好日子。工人们渐渐明白识字的意义，下班后主动来补习学校上课的工友逐渐多了起来。

邓中夏竭尽全力创办这所学校，与工人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他经常每天吃两顿窝窝头或凉烧饼，喝几口凉水将食物送下。工作一忙起来，他常常蓬头垢面，不加修饰，晚间不能回北大时，就用几条板凳当床铺，摆在学校课堂里过夜。

邓中夏是湖南人，乡音很重，为更好地融入工人群众，他努力学北京话。他的本名叫“邓仲澥”，为了方便工人们好认好写，索性把名字改为“邓中夏”。他讲话直爽、嗓门大，工人们亲切地叫他“邓大炮”，有事都愿意找他聊。他讲课风趣幽默、浅显易懂，在阐述工人阶级的伟大时，从工人日常织布、筑路、盖房讲起，阐明“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一切”这一深刻道理。他说：“大家抱个团体，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道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人们不仅增长了知识，政治觉悟也在逐渐提高。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群众大会，并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较早的工会组织。邓中夏和工人们一起游行庆贺，兴奋不已。回到北大后，他奋笔疾书，写了一首90多行的长诗，歌颂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诗的末尾，生动记述了他和工人在一起讨论人生和社会的情景：

坐灯光底下，

作扪虱之谈。

“人生”“社会”“世界共产”，

都是我们的话料。

由于缺乏经验，工会成立之初，有些反动工头也被吸收进来。他们常常寻机闹事，妄图分裂、瓦解工会组织。于是，邓中夏领导工人展开斗争，最终将几个反动工头清除出去，工会组织得到净化。10月，“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改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并制定工人俱乐部简章。长辛店的工人们日益觉悟，紧紧地团结在工人俱乐部周围，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罢工斗争。

组织领导全国工人运动

党的一大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邓中夏是北方分部的负责人。这时全国的罢工运动蓬勃兴起，1922年1月开始出现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邓中夏出席大会。他总结北方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向大会提出《工会组织原则案》。提案指出：“确定工会组织以产业组合为原则，只有手工业工人方能斟酌采用职业组合。”他认为，工人希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则必首先组织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而成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再由各地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这个提案得到大会通过，从此，产业组合和地方组合相结合的组织原则成为中国工会的组织原则。这次会议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邓中夏当选为书记部主任，负责领导全国工人运动。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打败张作霖，宣布“重开国会，制定宪法”。邓中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各地工会积极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他提出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保障政治自由，改良生活条件，参加劳动管理，开办补习学校。根据这些原则，邓中夏主持制定包括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罢工和言论自由为内容的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劳动法案大纲虽然最终没有被国会通过，但却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工人罢工斗争的行动纲领。

为争取工人的正当权益，8月下旬，邓中夏等人领导长辛店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当天，邓中夏在长辛店娘娘宫举行的大会上发表演讲，组织工人们去火车站截车，“断绝南北交通，虽有军队干涉，但工人毫无所畏，终使路局屈服”。罢工持续3天，影响巨大，迫使路局为长辛店乃至整个京汉铁路2万多工人增加了工资。邓中夏通过《工人周刊》，广泛宣传长辛店工会斗争的经验。工人们知道后都很振奋，各地纷纷派代表前来参观学习。不到几个月，京汉路沿线16个工会分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

为把全京汉路的工人力量更好地统一起来，1923年2月1日，邓中夏积极参与筹划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工会的成立，受到北洋军阀政府严重阻挠和压制。4日，惊天动地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邓中夏不分昼夜地忙碌着，深入调查分析军阀动向，解决罢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7日，北洋军阀在京汉铁路沿线大规模镇压罢工，在武汉、郑州、长辛店等地同时枪杀、逮捕了许多罢工领袖和工人。

随着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全国工运转入低潮。邓中夏一方面批评右倾情绪，指出中国革命的花朵终有“尽情开放的一日”，又特别提醒中国革命“终不是一日两日甚至一年两年的事”，“要免除幼稚和急躁这两大弊病”。究竟应当依靠哪些社会力量来复兴中国革命呢？邓中夏主张要把作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组织起来，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格外厉害，他们“不能不断然的趋向而且硬干起来”。邓中夏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诸多主张，为后来指导中国工人运动起到重要作用。

1923年4月，经李大钊推荐，邓中夏参与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后来，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参与组织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被叛徒供出真实身份，后被引渡给上海警察局，并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他始终坚持信仰：“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9月21日，39岁的邓中夏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执笔：高俊良 曹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