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一位充满书生气息的革命者从福建汀州监狱缓步走向刑场，沿途高唱最早由他翻译的《国际歌》，最后盘膝坐在刑场的草坪上，坦然说道“此地很好”，英勇就义。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

 瞿秋白

五四运动的中坚分子

1899年，瞿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青少年时代，他目睹社会“紊乱不堪”的局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充满仇恨。18岁时，他随堂兄瞿纯白来到北京，后考入免收学费的北洋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瞿秋白向往的神圣殿堂。思想活跃的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到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文学院）当旁听生，聆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知名教授的讲课，接受新思想。面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冥思苦想，不得其解。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他想通过思想启蒙运动，实现“文化救国”的理想。

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急风骤雨改变了瞿秋白的人生道路。五四运动中，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前的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并成为冲锋陷阵的中坚分子。他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的评议员，参与学联的组织领导工作。

瞿秋白与俄专同学耿济之、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郑振铎、汇文大学的代表瞿菊农商议，将3所学校组成北京学联的一个单位。瞿秋白成为他们之中主要的“谋主”，带领3校学生经常活跃在人口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开展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

6月3日上午，瞿秋白等带领3校学生一起参加由北京20多所学校组织的大型上街讲演活动。来到内城一条街道的预定讲演地点后，瞿秋白便让同学们围成一圈，他信步站在路边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台子上，开始向过往的行人讲演：“各位先生，父老姐妹们，同胞们，我来给大伙报告一件事。这次在巴黎万国和会上，我们中国是战胜国，理应得到战败国德国的赔偿，可是我们不但没有获得赔偿，还要把德国强占我们的山东青岛继续割让给日本人……同胞们，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但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但绝不可以低头！”

瞿秋白的讲演通俗易懂，鼓动性很强，很快吸引了许多市民。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不少人跟着喊起口号来：“打倒卖国贼！”“团结起来，反对列强！”“……”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大批军警把讲演现场围得水泄不通，气势汹汹地挥舞着警棍，驱散群众，殴打学生。这一天，他们逮捕了瞿秋白等178名参加活动的学生。

爱国学生不仅没有被残酷的镇压所吓倒，反而激起更大的抗议浪潮。第二天，第三天，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被捕学生。狱中的斗争也未平息，瞿秋白被推举为学生代表，领导大家继续与卖国政府做斗争。他大声质问看管的警察：“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们？你们难道不是中国人吗？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警察们自知理亏，无言以对。瞿秋白鼓励同学们“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北京学生的爱国壮举，迅速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爱国运动如燎原之火席卷神州大地。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了被捕学生。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胜利。

消息传来，瞿秋白喜忧参半。经过慎重思考，挥笔写下《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发表在７月17日的《晨报》。文章简明扼要地分析了拒签巴黎和约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提出作为主权国所应采取的3点应对策略，希望中国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同时，他也知道“所望太奢”，北洋军阀政府“注定是个软骨头的政府”，这在全国民众面前已暴露无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19年8月，山东发生军阀马良屠杀爱国人士的“济南血案”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瞿秋白义无反顾奔赴新的战场，他和北京、天津、山东、唐山等地代表30余人齐聚北京山东中学，一起到新华门前游行抗议，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惩办罪魁祸首马良。徐世昌拒而不见，派警察头目敷衍。警察头目被瞿秋白等人问得理屈词穷，下不来台。盛怒之下，竟调集大批警察，将全体代表逮捕。罪魁祸首没有得到惩办，各地代表反而遭到逮捕，这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声讨浪潮。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将被捕代表全部释放。

奔波忙碌，作息失常，两度入狱，使得瞿秋白身体备受摧残、每况愈下。他大口吐血，一病数月。亲友们纷纷来信询问。他坦然如常，复信、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瞿秋白进一步看清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一个个令人思索的问号，一串串难以解决的问题，纷纷摆在他的面前。“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㐁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这些促使瞿秋白进一步去思考和探索民族的命运、中国的出路。

《新社会》的思想先锋

五四运动加快了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各种社团、学会、报刊纷纷涌现，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学说竞相登台。

1919年11月，瞿秋白和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旬刊。《新社会》发刊词指出：“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什么是我们改造的目的呢？我们向哪一方面改造？我们是向着德谟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新社会》一经刊行，就迅速引起广泛关注。《新青年》认为它是“一个最具有进步最切实的杂志”。

创刊不久，他们专门带着刊物到箭杆胡同面见陈独秀，征询他对刊物的意见。陈独秀认为，现在很需要有专门给劳动者和商界看的周刊和日报，以灌输新知识，希望考虑将《新社会》调整内容，变成一种通俗的刊物，并且就社会改革问题发表精辟见解。瞿秋白等人欣然接受。

瞿秋白是《新社会》编辑部的中坚力量，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有时一期还有两篇。他先后发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革新的时机到了！》等20余篇文章，猛烈抨击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和旧社会、旧道德、旧制度，表达建立美好新社会的强烈愿望。他呼吁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赶快觉悟，在风雨飘摇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黑暗腐朽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邓中夏、罗章龙等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瞿秋白也加入这个研究会，开始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像终于觅到了改造社会的那把闪着微光的钥匙。

此后，瞿秋白在《新社会》连续推出的《劳动专号》上，发表《谁的利器》《劳动的福音》《倍倍尔之泛劳动主义观》等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关于阶级和国家的理论，明确指出：改造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新社会》作为五四运动后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反帝反封建的尖兵。

赴苏俄考察的追光者

在瞿秋白心中，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使人们从彷徨走向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他说：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散播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黑暗的中国大地。

1920年秋，还在俄文专修馆学习的瞿秋白，听说北京《晨报》公开招聘3位懂俄语的记者去苏俄考察的消息后，异常兴奋，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到苏俄去！

此时的瞿秋白，只差两个月就将获得℁业文凭和待遇优越的外交官职务。然而，为了追求真理和光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一切。这个抉择立刻遭到亲友们的一致反对。堂兄瞿纯白认为，他以病弱之躯奔赴被称为“饿乡”的苏俄，无异于“自趋绝地”。

亲友们苦口婆心的劝说并没有动摇瞿秋白去苏俄的决心。他要去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0月16日这一天，是瞿秋白出发的日子。他告别同事和亲友，风尘仆仆踏上赴苏俄之路，几经辗转，历时3个月，于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自称“东方稚儿”的瞿秋白，怀抱寻觅真理、向往光明的宏愿，翻开他人生的新篇章。

到达莫斯科后，正赶上苏俄东部发生旱灾，瞿秋白立即下乡调查采访。他如实报道了这样的悲惨场景：“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在报道灾情的同时，他更加突出报道苏俄政府采取的种种救济措施：“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各机关实行赈捐，没有被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各城市中呢，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学生，赤军，医生，看护妇热心参加。职工联合会组织募捐队，又到灾区去调查。请外国红十字会来俄考察赈助。”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召开，列宁做了重要报告。瞿秋白参加大会，深受鼓舞，撰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向中国人民报告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热情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赞扬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他希望“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走什么样的路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莫斯科气候寒冷，生活艰苦。不久，瞿秋白老毛病又犯了，“夜夜虚汗，咳嗽吐血”，友人力劝瞿秋白回国。但他觉得重任在肩，必须坚守阵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在苏俄2年多的时间，瞿秋白采访众多人物，上自苏俄领袖，下至平民百姓，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情况，撰写出60多篇通讯报道（其中遗失10多篇），在《晨报》《莫斯科通讯》专栏发表了40多篇约16万字，还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著作。

瞿秋白用闪光的作品让国人看见了一个真切的社会主义社会，自己也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2月，由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3年1月，根据党的指示，瞿秋白返回国内。他受中央ༀ派，先后担任《新青年》《前锋》《向导》等刊物的主编或编辑。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富有远见地提出和论证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做出了有益探索。1927年，他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在湖北汉口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的瞿秋白在向福建长汀地区转移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年仅36岁。毛泽东是这样高度评价瞿秋白的：“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执笔：董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