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欧文曾在英国买下一个村庄，实验他心中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富足的社会主义，后来又远赴美国创办“新和谐公社”。100年后，一批有志青年在北京创办工读互助团，开展追求“新生活”的社会实验，带动全国许多地方青年实验工读互助主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留下了值得深思的一笔。

工读互助团的缘起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以极其残酷尖锐的形式，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不可调和的固有矛盾。五四运动则让更多志士仁人看清了西方列强的虚伪、蛮横和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本来面目，他们对曾经向往的资本主义感到失望，开始把目光投向俄国十月革命，形成了一股广泛谈论社会主义的热潮。连军阀陈炯明办的杂志也说：“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

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很模糊，没有多少人能分清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各种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工读互助主义便是一种改良方案，糅合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倡导旅法勤工俭学的工读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社会思潮，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大同思想”的结合，打动了许多向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社会的青年。

王光祈正是这样一位青年。他1918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专业，后任成都《群报》《川报》驻京记者，同年夏与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学会成立后任执行部主任。五四前后，他广泛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外来新思想的积极鼓吹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家。

王光祈

1919年夏，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提出在乡间搞“菜园”新生活的设想，“创造一种新生活的组织”，然而这种桃花源式的幻想还没付诸实践就化为泡影。随后，他又筹划把它移植到城市。12月4日，他在《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提出在城市中成立工读互助团，认为它比“新村”更容易办到，切实可行。

王光祈四处奔走游说，很快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戴季陶、顾孟余等人的支持，还得到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官僚政客的资助，不到半月就募集到所需款项。

在大力倡导工读的名人中，北大校长蔡元培、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出力最多，一批青年男女积极响应，12月底便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工读互助团，参加者达数十人。大家立志：终身做工、终身读书，改造社会，建设“新生活”。他们认为，只要坚持工读，不断扩大影响，再把各地小组织联合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就能建成“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社会。

1920年1月，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工读互助团》的文章，提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的理想的第一步”，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可以叫作“平和的经济革命”，正式开启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社会实验。

分组实验“新生活”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时设有2个组，后又增加到4个组。第1组设在北大附近，即东城骑河楼斗鸡坑7号（今骑河楼大街），主要经营食堂、洗衣及石印等，成员有何孟雄、张树荣、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陈公培、吴名世、仰煦、张伯根等13人。

第2组设在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即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今西二环内翠花街）5号，主要经营食堂、洗衣，制造小工艺如糨糊、墨水等，还接办附设在法文专修馆的平民补习学校，团员有王恕、郭曾楷、张衡霈、张纯、刘晦、刘豪、罗汉、李实等11人。

第3组全由女子组成，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原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后改租到东城北河沿17号（今北河沿大街），主要经营缝纫、织袜、刺绣和小工艺。女子组自1920年1月21日在《晨报》刊发宣言和简章，到3月底才租好房子，启动之初，经历了不少困难。最为曲折的是招募团员，报名者抱有不同目的，很少出于对工读精神的认可。贫苦的人以为这是慈善事业，女儿在家横竖要吃白饭，不如送来吃几年饭把孩子养大，十三四岁的女孩子被送来大多是出于这种考虑；一些人听说团员可到女高师入学，不必考学就能得个“女学生”美名，于是兴冲冲跑来报名；还有一些“太太”“小姐”听说这是女子解放的先声，认为这是谋自由的好机会，可听说要住在团里，自己洗衣煮饭，便打了退堂鼓。最终，致殊、冰如、张人瑞、田维、缪伯英、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浩（朝鲜裔）等10余人陆续加入，国会议员易夔龙的女儿群仙，也曾脱离家庭短暂参与。

第4组位于景山东松公府夹道8号，原是法文专修馆一些学生因赴法勤工俭学遇到困难，便把国外工读改成国内工读。发起者是刘伯庄、张俊杰、赖庆褆、杜大勗、赵鸿恩、李深荫、刘鑫、张遂能、蒲照魂和吴时英。这10位同学筹集500元，1920年2月4日成立售卖食品和杂货的消费社“食劳轩”。

北京工读互助团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广告三则

最引人注目的是设在北大附近的第1组，开展活动最多。它先后设立食堂股、电影股、洗衣股、英算专修馆和石印股，团员们吃住在斗鸡坑7号，热火朝天地实践他们的新生活。每天工作4小时，学习4小时。

其中，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4位团员来自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聘用进步教师，推行学生自治、职员专任、国文改授白话文等教育改革，施存统等人深受影响，推崇《新青年》，热衷“真自由、真平等”的无政府主义。因父亲不给治病致使母亲离世，深受刺激的施存统撰写《非孝》一文，发表在1919年11月7日的《浙江新潮》杂志上，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文章充满了对封建旧传统、旧道德的反叛精神。这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歪理邪说”。不久，《浙江新潮》被查封，进步师生和校长都被迫离校。

受王光祈影响，出于对工读精神的认可，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等《浙江新潮》杂志编辑部成员来到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第1组。曾在《新青年》发文声援《非孝》的陈独秀，特地赶来看望和勉励他们。很快，他们在北大注册、听课，做工最开始是洗衣服、制信封信纸。不久，又从杭州来了几位浙江一师的学生。还有后来成为小说家的鲁彦，原是上海一家洋纸行的小伙计，白天做事，晚上参加爱国活动，贴标语反对奸商贩卖日本纸，他感觉可能被老板发现了，就投奔而来。

没过多久，第1组筹到580元经费，首先开办“俭节食堂”，在北大二院对门的沙滩东口7号租了3间房子，摆了5张餐桌，墙上贴有一副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这是对当时各派内战、敲吸人民骨髓以自肥的军阀的一种抗议。来吃饭的主要是北大师生。除了一位厨师，掌柜、采购、煮饭、跑堂、洗碗及其他清洁工作，由7名团员分两班轮值，早班是上午7点到下午2点，晚班是下午2点到晚上9点。何孟雄、施存统等人在食堂跑堂端盘、煮饭切菜。

其他几股也开展了许多活动。电影股有4位团员，每天晚上固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专门招待女宾）、北大二院大讲堂和北京高等师范风雨操场等地放映电影。洗衣股也有4位团员，常到北大宿舍等地揽活，每天大概洗60件衣物。石印股是后办的，人员不固定，主要印刷信纸和信封。几位团员曾去位于西城的晨报馆，向印刷工人学排字检字，有一本翻译书《爱的成年》（英国诗人嘉本特原著）一大半是傅彬然检的字。英算专修馆招到7名学生，原打算邀请胡适、张申府教英文和算术，但招收的人数太少，最后由工读团成员分别授课。

各地实验接连失败

为推广工读互助团，王光祈通过少年中国学会做了很多努力。他写信给会员恽代英，希望武昌“有个同样的事业”。恽代英正有此意，1920年2月，与林育南、萧楚女等人创办利群书社。不久，恽代英来北京了解工读互助团情况，与第1组团员们深入交谈。

毛泽东第二次来京期间，1920年1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2月参观第3组女子工读互助团，“觉得很有趣味！”3月，他与陈独秀、王光祈、左舜生、张国焘、刘清扬等26人联名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同时，他致信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正当各地逐渐形成工读互助热潮之时，北京工读互助团第1组却遭遇挫折。因经营不善，俭节食堂开张不到两个月，就发生经济困难，不仅没有盈余，反而赔了本钱。为解决经济危机，团员们想过一些办法，比如登报征求业余教师的工作，傅彬然曾到西城一个熊姓大官僚家给小孩补习英文、数学，但都于事无补。

面对做工入不敷出、工读难以为继的困境，再加上亲友和社会上的种种非议，团员们精神涣散，有的成员动摇，甚至退出。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1组召开全体团员会议，决议就地解散，各人自寻出路，第1组的工读实验宣告破产。第2组不久也解散，第3、第4组艰难支撑到10月，此后再无声息，“新生活”成了过眼云烟。

北京工读互助团曾推动各地纷纷开展类似实验，比较有影响的是在上海成立的两个互助团。一个是得到陈独秀、王光祈等人赞助的上海工读互助团，1920年2月27日开始筹备。筹备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最终放弃。另一个是一些旅沪湖南学生发起的沪滨工读互助团。他们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经济困难在上海或许不存在，上海是“经济会枢”，经济问题比较好解决。1920年5月，离京到沪的毛泽东曾短暂参加洗衣服、送报纸的工作。沪滨工读互助团勉力维持到1921年2月解散，团员们得出结论：“资本制度不打破，工读互助团决没有存在的余地，无力读书的青年决没有自立求学的机会。”

各地发起的互助团还有：中国大学工读互助团、北京毅士工读互助团、上海女子工读互助团、广东女子工读互助团、武昌工学互助团、天津工读印刷社、扬州第八中学工读互助团和南京师范学校工读互助团等。这些互助团不是被当局解散，就是在筹备期间夭折，1920年下半年就失去发展势头，1921年便销声匿迹。坚持最久的武昌利群书社，1921年6月毁于兵变火灾中。

组织分化另寻出路

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各地工读互助实验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它的失败，对中国思想界震动很大，各地报刊纷纷发文探讨失败原因。亲身参与的何孟雄和施存统感受最深刻，何孟雄警告青年们不要上当受骗：“我在这里忠告我们青年们，自己慎重点，社会的黑暗比家庭更黑暗呢！不要听文化运动功臣们的门面话。自己没有本领，只管蓄本领去，不要上当呢！”

施存统认为失败是必然的，得出两大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实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王光祈回顾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认为方向是对的，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团员没有工读精神，也不够团结。李大钊在第1组失败时认为这是由于城市里地皮房租太贵，建议到农村去。随着各组连连受挫，他完全摒弃了工读互助主义。

北京工读互助团各组的接连失败，击碎了团员们的“新生活”梦想，他们只能另寻出路。不少团员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何孟雄、张树荣、缪伯英等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成为早期共产党人。

远道而来的4位浙江一师学子中，傅彬然回了浙江，后来参加革命，施存统、俞秀松、周伯棣去了上海。周伯棣后来从事文化教育行业，成为研究财政货币的知名教授。施存统和俞秀松则经李大钊介绍，在星期评论杂志社工作，与陈独秀、戴季陶等人频繁接触，参与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这5位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3人曾参与北京工读互助团，都出自影响最大的第1组。

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实验中虽然失败了，但他们追求的“新生活”，成为照亮他们此后人生的理想之光，激励着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永葆救国之心。

各地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打碎了很多青年的乌托邦幻想。此路不通，那下一步该往何处去？他们开始反思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并对如何“改造中国”进行激烈思想碰撞，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派别及成员的大分化与大改组，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1920年夏季起，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施存统、何孟雄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普遍接受“根本改造”的革命观点，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开始了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

与此同时，身为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起组织的工读互助实验的失败，加速了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分化。1921年7月，学会内部发生革命和改良两派的激烈争论，刘仁静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后留在党中央工作；另一派则选择倾向社会改良的中间道路，如王光祈、宗白华等。还有一部分会员选择国家主义，组建中国青年党。1925年7月，学会再次爆发激烈争论，余家菊、曾琦、左舜生等坚持国家主义，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表示反对，最终双方分道扬镳。临分手之际，邓中夏对左舜生说：“我们以后疆场上相见吧。”自此，少年中国学会解散，成员彻底分化走上不同道路。

工读互助团，这种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改良方案，脱离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无异于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失败是必然结局。然而，这个失败却有它的意义。它启迪着人们从工读互助主义的迷雾中清醒，从关门实验的幻想中清醒，深刻认识到：一点一滴的改良道路根本行不通，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只有投身现实社会、深入工农群众，才能找到“根本改造”的出路。这条出路，正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几经比较后所选择的，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

（执笔：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