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章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陕西人。这位北大高才生，勇敢地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后在李大钊支持下，弃文从武，到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创建红二十四军和晋西游击队，点燃北方武装革命星火。他多次被捕入狱，始终坚贞不屈，用生命践行了“生为革命所生，死为革命而死”的誓言。

刘天章

第一位陕西籍共产党员

刘天章，1893年12月生于陕西省高陵县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14岁时才到三原县城上小学。他不满清政府腐败无能，曾号召同学抵制学校祭奠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活动。1914年，他考入西安三秦公学，受进步教师影响，开始阅读康有为和谭嗣同的著作。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义愤填膺的他和李子洲、杨钟健、魏野畴等同学走上西安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声讨袁世凯及其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出卖民族利益、祸害陕西人民的罪行。

为探求救国救民道路，1918年夏，刘天章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升入化学系，成为深受新文化浪潮影响的进步青年。

五四运动爆发当天，刘天章和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北大学子率先冲入赵家楼，痛殴卖国贼章宗祥，火烧曹宅。5月5日晚，北大成立学生干事会，刘天章当选为干事，成为运动组织者之一，负责主编会刊。患有胃病的他，白天抱病外出宣传，晚上编印会刊，经常忙得彻夜不眠。他和同学们常常深入大街小巷，向北京市民宣传反帝爱国道理，讲到激动处声泪俱下，情景十分感人。为此他曾被捕，不久被释放。

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并同北京学联等取得直接联系，6月初，陕西省学联负责人屈武、李伍亭等人到达北京，住在陕西会馆。刘天章和李子洲、杨钟健等陕西籍北大学子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们详细介绍北京五四运动经过、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联的行动计划，还带他们会见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方豪、许德珩等人，并拜访李大钊，商讨两地爱国运动如何相互支援，形成更大声势。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子，北洋军阀政府打算在和约上签字，再次引发全国抗议浪潮。27日下午，北京各界举行联合请愿，刘天章和李子洲等人作为北京学联代表，与韩麟符、屈武等各地学联代表一起，参加新华门面见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请愿活动。他们表示：见不到徐世昌，得不到明确答复，誓死不回校。请愿坚持到晚上10点多，徐世昌被迫接见学生代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电令中国代表不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斗争取得胜利。此后，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办公室里，常常出现刘天章的身影。他大量阅读马列著作，时常向李大钊请教。他了解到苏俄人民面临饥荒和被封锁等各种困难，仍然满怀热情忘我建设祖国的事迹，便暗下决心：在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去迎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1920年冬，刘天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中共一大后，经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陕西籍共产党员。

共进社的“元勋”

早在西安三秦公学时，刘天章和李子洲、杨钟健、杨明轩、魏野畴等就是倾向进步的同校密友。1919年3月，先后到京求学的他们发起成立三秦公民救陕会，创办《秦劫痛话》杂志，揭露陕西军阀的累累恶行和黑暗统治。

五四运动让刘天章认识到，要开展好斗争，必须广交师友、建立团体，发挥组织的力量。1920年1月，他和李子洲、魏野畴、杨钟健等人，仿照全国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形式，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并创办《秦钟》月刊，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0年6月，因军阀干预导致内部分化，《秦钟》仅出6期就停刊了。

1921年10月，刘天章和李子洲、杨钟健等人重整旗鼓，创办《共进》半月刊。他们在创刊号中，从“内力”和“外力”两方面阐发杂志宗旨：“内力就是我们自己热腾腾的良心，迫得我们不得不把所谓‘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千斤重担担在肩上……外力是陕西年来土匪遍地，民贼肆虐、天灾流行、民不聊生……种种悲惨的景象，迫得我们不得不赶快起来，做我们所当做所能做的事情。”

刘天章和杨钟健负责杂志的编辑工作，刊登的文章矛头直指封建军阀，笔锋犀利，得到陕西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为扩大杂志影响，进一步联合旅京陕西学生，刘天章等人在杂志创刊一周年之际，发起成立陕西旅京学生进步团体——共进社，刘天章被选为常任主席兼编辑主任。

在他主持下，《共进》杂志重点介绍新思潮，发表大量苏俄及其他国家有关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方面的文章，成为面向全国的革命性刊物。同时翻印《共产主义》《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多种小册子，广为传播。他笔耕不辍，先后撰写20多篇文章，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特别是陕西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提出改造社会、革新陕西的主张。

1923年2月初，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下，刘天章联络发动进步学生上街游行，积极声援工人，同封建军阀坚决斗争。

二七惨案发生后，他深入调查惨案中工人伤亡情况，并向党组织汇报。

现实的残酷斗争，使刘天章很快明确了革命目标——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3月，他在共进社《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目前应解除的两大恶势力，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打倒军阀，是对内谋政治清明的唯一的第一步方法，而于解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亦为釜底抽薪的办法。”

此后，随着国共合作初步建立，共进社吸收大批新社员，由于老社员中的骨干相继离京到外地工作，新任负责人缺乏经验，共进社一时组织涣散。面对这种局面，刘天章和魏野畴一起，对共进社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他们同新旧社员广泛谈心，真诚交换意见，传授工作经验，增进了社内团结，赢得了共进社新老社员的高度信任。

1924年春，共进社在北京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新的纲领和章程，改选领导机构，成为中国共产党得力的外围组织。不久，共进社设立党团组织。在这前后，刘天章介绍李子洲、魏野畴、武止戈、邹均、屈武、耿炳光、王子休、方仲如、潘自力等共进社成员加入党团组织，引导一批陕西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也因此被誉为共进社的“元勋”。

北方武装斗争的先行者

二七惨案让刘天章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急迫性。1924年夏，他在写给杨钟健的信中，明确提出建立武装的主张：“光说不算，要拿实力干，非入军队不可！”“我理想的途径是：如果得到了机会，入到军队之中，至少新成一营，军官尽为同志。”“如果实力可用，便不客气起来，打起鲜明的旗帜。”

几个月后，机会来了。12月上旬，他得知屈武经李大钊批准，去河南辅助国民二军胡景翼部稳定局势后回到北京，便马上去看望屈武并询问具体情况。此时他刚从北大℁业，正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做党的工作。当他得知军长胡景翼拥护国共合作、支持工农运动，希望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他改造军队，便高兴地对屈武说：这对北方革命的发展是有利的，如有可能，我乐于去胡景翼部做党的军事工作。

12月下旬，李大钊在刘天章、屈武陪同下，前往河南开封会见胡景翼。经过交谈，李大钊同意把从苏联运来的军火武器中多分给国民二军一些，并请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到河南协助做政治工作。

交谈中，胡景翼得知刘天章是陕西老乡，小时候家庭贫困，现在北大毕业，才华出众，志愿从事军事工作，便提出希望刘天章留在国民二军帮助成立学生营。李大钊和刘天章欣然应允。

1925年1月初，刘天章回北京为学生营招收新兵。不久，带领新招收的500多名士兵前往开封。他以黄埔军校为榜样，聘请党员和进步军官，严格军事训练，在学生营里建立党团组织，并任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党团员就发展到近100名，连、排、班长大都由党团员担任，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也发展到近200人。经过他的言传身教，学生营作为一支活跃的革命力量，成为国民二军的中坚骨干。

与此同时，刘天章与王若飞等人在开封积极创建党团组织，先后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省立二中和艺术学校的进步师生中发展党团员，建立由他负责、同中共北方区委和团中央直接联系的党团组织。

1927年2月，刘天章被任命为陕甘区委候补委员，后兼任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不久，大革命失败，陕西局势恶化，刘天章被捕。他信念坚定，不仅在狱中秘密建立党支部，还经常向同志们开展气节教育：“生为革命而生，死为革命而死。”1929年夏，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激化，冯玉祥和蒋介石分裂，被冯关押的政治犯先后被释放，刘天章恢复自由。1930年春他在天津工作时被捕，因没暴露身份，9月获释。

重获自由的刘天章出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他迅速恢复和发展山西地方党组织，同时发展革命武装。1931年7月，经刘天章等人策划，驻守平定的高桂滋部武装起义，宣告华北地区第一支工农红军红二十四军成立，不久转战到河北阜平，建立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权。同年夏，刘天章筹划已久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成立，这是华北地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10月，晋西游击队到达陕甘边区，与刘志丹部队会合，成为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

1931年10月下旬，因叛徒出卖，刘天章在太原被捕。他多次遭受严刑拷打，甚至被烧红的铁链盘在腰间烙烤逼讯，但始终咬牙忍痛，毫不屈服。同年11月13日，刘天章英勇就义，年仅38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政府找到他的遗骸，举行隆重安葬仪式，并在太原双塔寺修建烈士墓，以志纪念。

（执笔：王锦辉　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