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百余年的历史上，有一个人曾3次代理校长、正式担任校长达15年，是迄今为止北大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因受蔡元培委托代理校长，自此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他代理校长、任职校长期间，承上启下、守正革新，为北大建设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就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蒋梦麟。

蒋梦麟

留学逐梦教育救国

蒋梦麟，1886年生于浙江余姚，家境殷实，早年接受新式教育。目睹国家民族命运多舛，他认为西化潮流已成大势，便选择出国学习西方文化，为的是“找出中国究竟缺少些什么，然后向西方吸收所需要的东西”。从1908年起，他留学美国长达9年，曾师从美国教育家、实验主义大师杜威，在教育革新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打下深厚基础。

1917年，蒋梦麟学成回国。经在美国结识的黄炎培介绍，他先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江苏教育会工作，逐渐形成一套文化再造、教育救国的理念。

蒋梦麟进商务印书馆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已经蓬勃兴起。他与教育界一些同人交流，听到大家感叹国内学术新书可读的甚少，掌握外文又非一朝一夕之功，都有“脑中饥饿”之感。他便争取经理张元济支持，积极投身西方学术的引进译介工作，翻译出版一批西方学术丛书。

蒋梦麟把目光投向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致信胡适，邀他著书立说，并帮忙联络北大教师，根据各自所长著书译书。听说北大也有编辑高等学术书籍的计划，蒋梦麟建议双方协作，希望胡适和陈独秀在北京多多支持。他还致信北大校长蔡元培征求意见。蔡元培是蒋梦麟就读绍兴中西学堂时的老师，曾引导他接触西学，对他有思想启蒙之功。师生二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交流对教育的看法，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

这项工作得到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支持。蒋梦麟挑选书目、物色译者，从哲学、教育、社会学、文学4个方面着手进行。他在商务印书馆供职一年多的工作时间，基本围㐁这一项目展开。

回国之初，蒋梦麟还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倡教育革新。他认为，教育思想应当与其所处时代思想共进，适应时代需要，从事积极建设；传统“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只能是政治的附庸，教育的产品应该是“活泼泼的个人”“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生产的个人”。面对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祖国，蒋梦麟倡导教育兴国论，发表《建设新国家之教育观念》一文，认为教育是改变中国社会缺点、建设新国家的根本途径，进而提出各级学校教育的标准，即：小学为普及教育，传授常识；中学培养初级领袖人物；大学研究高等学科，培养增进文明之领袖；三级学校最后的目的，是“养成国家的人民”。

1919年年初，江苏教育会联合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等创办《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蒋梦麟被推举担任刊物主编。

为了办好《新教育》，蒋梦麟付出大量心血。他为该杂志撰写《改变人生的态度》《杜威伦理学》《世界教育趋势》等文章，引介新思想和西方教育理念，主张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并重，倡导个性自由；还开辟有关教育、政治、学术等问题的《教育评论》专栏，关注和引导青年思想。

在蒋梦麟主持下，《新教育》成为当时宣传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阵地。它汇入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潮流，激活了许多青年学生对国家前途的关切，深受社会进步人士欢迎。刊物创办仅6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万册。蒋梦麟通过《新教育》这个窗口，与北大师生多有往来，逐渐结成知识上的密切关系。

临危受命代理治校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那时，蒋梦麟正和胡适、陶行知等一起，陪同到中国讲学的杜威在上海参观游览。

5月5日一早，蒋梦麟早餐看报时，发现各报首页都用大字标题刊登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新闻。稍后，他得知蔡元培为维护学生及学校周全辞职南下，便和友人前往探望慰问。

五四运动的声浪很快席卷全国。罢课、罢工、罢市，一系列事变超出蒋梦麟预料，使他深感震撼。6月，他在《新教育》上撰文评论五四运动，把它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称赞它是解放的起点，希望青年们勇往直前，“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

对于蔡元培的请辞南归，北洋军阀政府态度暧昧，一方面迫于社会各界压力表示挽留，一方面因为学潮不断，想借机“整肃”北大、稳定秩序。蔡元培也在复不复职之间权衡，多次与黄炎培、蒋梦麟商议。蒋梦麟以朋友身份两边帮忙，既帮助蔡元培应对局势，也尽力劝说蔡元培回任。这期间，他与临时维持北大校务的胡适书信往来十分频繁，鼓励他设法保全北大来之不易的新局面。

6月底，蔡元培的老友、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专程到杭州见蔡元培，劝其回任。看他一时还不愿回去，汤尔和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为缓冲，蔡元培在杭州以养病为由，待一段时间后，再回北大视事不迟。如此一来，既可打破僵局，多方面照应周全，又可静观其变，进退自如。

蔡元培认为，蒋梦麟政治理念、学术理念与自己大致相同，是可以信赖的学生和朋友，在教育界也有丰厚的人脉资源，是代理校长的合适人选，便同意了汤尔和的这个建议。其实，当初蒋梦麟刚回国时，蔡元培就曾在北大评议会提议增设教育系，聘请蒋梦麟担任主任，后因故搁置。

蒋梦麟没想到，自己一个局外人，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他以担任江苏教育会理事和《新教育》杂志主编抽身不易为由，婉拒再三。汤尔和则坚持原议，同时许以“半年在京，半年在沪，可兼顾而不至偏废”。情势所迫，蒋梦麟只好接过这副重担。7月23日，蔡元培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并公开发布启事，声明北大校长职务暂由蒋梦麟代理。8月2日，教育部发布训令，批准了蔡元培所请。

蒋梦麟临危受命，面对的局面颇为棘手。他认为，第一要务是把学生们从专注于运动拉回课堂，恢复正常教学秩序。7月23日，北大全体学生集会，欢迎蒋梦麟主持校务。蒋梦麟发表即席演讲，先是对学生爱国运动表示感动与敬意，接下来着重勉励学生以学业为重、走学术救国的道路。他说：摇旗呐喊的运动不是根本办法，救国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希望诸君发挥自治精神和能力，研究学术，增进文化，养成强健的体魄、团结的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真正肩负起救国的重大责任。

对于由从未在北大任过职的蒋梦麟代理校长，北大内部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北大哲学教授、兼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的马叙伦后来回忆：“蒋梦麟先生在北大里毫无根瓣，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先生代办校长的职务？北大里原有几位怕江苏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可是，蒋梦麟先生已经到了北京。假定不让他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旧妨碍了大局，又是我在里面疏通疏通。”蒋梦麟也主动亮出低姿态，在北大教职员会议上申明：“我只是蔡先生派来代捺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蒋梦麟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努力应对各方。他秉承蔡元培的办学理念，维持学术自由风气，加上胡适等人的支持，北大渐渐重回轨道。1919年9月，蔡元培返校复职视事，蒋梦麟交还“权杖”。

1920年和1923年，蔡元培因赴欧美考察教育、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又先后两度辞职，均嘱托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说，他名义上做了十年半的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元培不在校的几年间，都是蒋梦麟主持校务。

承袭新风功垂北大

蒋梦麟三度代理北大校长，长期担任总务长，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那一时期，时代风云起伏变幻，北大办学举步维艰，他殚精竭虑，尽其所能，推进改革、治理校务，努力维持北大的发展稳定。

从1917年开始，北大逐步设置评议会、各学科教授会、行政会议等组织架构。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复职回校，新设总务处，蒋梦麟被任命为教育学教授兼第一任总务长，开始协助蔡元培改组北大。

基于蔡元培的基本构想，蒋梦麟通盘计划，调整改组原有机构。北大原分文、理、法3科，每科设学长负责。改组后，文、理、法3科改为第一、二、三院，废除学长制，院下面各系的教学事宜，都直接归教务长指导管理，教务长则从各系主任中选出。学校各事务单位之上，设总务长，负责指导一切校中庶务。评议会为最高机构，除教务长、总务长和各院院长外，其他会员由教授互选，制定规程、授予学位、维持风纪等学校重要事项，都提交该会决议。行政会议为最高执行机关，会员由校长推举、评议会通过。校长室设一秘书，负责与各单位联系。之后，蒋梦麟协助蔡元培拟定《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把改革措施以制度形式订立下来，北大由此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蒋梦麟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北京大学为新思潮发生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组织，犹有新酒，不可不造一新壶。”

当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后期，北大所处环境十分复杂。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还有一大难题是政府长期拖欠教育经费。蒋梦麟设法开源节流，一边向政府索要拨款，自己也四处筹措，凭借私人关系向银行透支，来暂时摆脱困境；一边注意精打细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与师生一起共度时艰。

1923年11月，北洋军阀政府拖欠北京国立8校教育经费达9个月，各校难以为继，决议关闭学校。蒋梦麟组织召开北大全校教职员大会，说明筹措经费的不易，关闭学校更于心不忍，他愿意担负责任，努力将北大维持下去。他高度负责的精神，使得大多数教职员为之感动，给予他理解和支持。

虽然处境艰难，蒋梦麟仍坚持把研究学术作为治校的重要方针。他强化蔡元培注重文理兼通、培养通才的理念，把为哲学系学生开设的科学概述课扩充为科学概论，作为所有文科新生的必修课；把国文作为理科新生必修课。他还重视中西结合，要求学生既要重视国文也要重视外文。

这一时期，北大的学科建设也逐步推进。教育系、东方语文系、生物学系等相继成立，到1926年共设置18个系。为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提高学术水平，蒋梦麟承续蔡元培延聘名师、组建团体、出版刊物等做法，推动创办《社会科学季刊》《国学季刊》等学术刊物，支持成立考古学会、北大学术研究会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梦麟很重视学术交流，每年都请国内知名学者讲学，还多方邀请国外学者来校开展学术活动，国际著名学者杜威、罗素先后应邀担任北大客座教授。

蒋梦麟身为代理校长，一面继承蔡元培的办学理念，践行他自己学术救国的理想，使北大学术自由的风气得以坚守并发扬光大；一面多方协调运筹，支撑北大的教育改革，推动北大稳步发展。

1926年，因抨击北洋军阀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暴行，蒋梦麟上了当局的黑名单，被迫离京避难。政局动荡之下，北大一度陷入混乱衰败。1930年，经蔡元培推荐，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继承蔡元培改革北大的余绪，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全面改革整顿，把北大打造成为全国最高学术中心。抗战期间，在北大、清华、南开3校整合的西南联大时期，他与同人和衷共济，为联大的坚持和发展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智慧。1945年，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辞职离开北大。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1964年去世。

（执笔：陈丽红　韩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