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的一天，碧波荡漾的东海有一艘从日本开往中国上海的轮船，甲板上挤满了为反对中日缔密约罢学归国的留学生。其中，有个戴眼镜的青年，正和同学热烈议论着，称自己誓死不做亡国奴。这位热血青年，就是后来成为五四运动骨干、北京青年运动领袖的黄日葵。

黄日葵

归国更为弄潮来

黄日葵1899年出生于广西桂平县的一个书香之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清朝举人或秀才，父亲黄尧轩还曾留学日本。受家庭影响，黄日葵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1917年冬，他自费赴日留学。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比苦难深重的祖国，黄日葵深深感到，中国要走出困境，需要彻底改造。

1918年5月，中日秘密谈判缔结针对苏俄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损害中国东北权益。中国留日学生奋起抗争，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正在弘文书院读书的黄日葵，也加入了斗争行列。学生正义的抗议行动遭到日本警察残暴镇压，数十人被拘捕、打伤。黄日葵与其他留学生1000多人愤而罢学，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

回国后到达上海，黄日葵在这里偶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二人谈得十分投机。得知罗章龙受学会选派准备去日本留学，黄日葵对他说：“莫去日本了，日本不能容纳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中国人，可在本国学习，如果要搞革命也可以在中国搞。”

黄日葵与李达、李汉俊等作为救国团先遣队，赴北京各高校进行反日宣传联络。他们5月15日抵京，与北京学生代表一起在湖南会馆商议对策。

20日晚，北京各高校学生代表会议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黄日葵作为代表之一，向大家介绍情况，陈述他们在东京遭到的种种欺凌和所受的屈辱，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会议决定，第二天各校派代表赴总统府请愿，声援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21日，黄日葵与北京大学等校两千多名学生一起，前往总统府示威请愿。不久，他回到上海，在救国团创办的《救国日报》担任编辑，撰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还在许多群众集会上揭露日本侵略野心和镇压中国留学生的暴行。

通过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活动，北京学生初步团结组织起来，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同年秋天，黄日葵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参加救国会在北大组织的国民杂志社，参与筹办社刊《国民》并担任特别编辑员，开展反帝爱国宣传。

1919年2月，黄日葵在《国民》第1卷第2期发表万字长文《亚东永久和平之基础》，历数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各种伎俩，严厉批判日本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行径，指出：只有日本放弃对外侵略政策，废除对中国、朝鲜的不平等条约，东亚才能永久和平。

五四运动爆发当天，黄日葵和同学们一起到天安门前集会，向街头群众及军警进行爱国宣传。之后，他积极参加北京学联筹建和领导工作，多方联络营救被捕学生。5月6日，北京学联成立。黄日葵受学联指派，联络发动京外学生和各界群众，支持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他和其他一些同学设法从军警严密监控的北大越墙出来，化装出京，先后到天津、济南、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报告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

南下路上生活十分清苦，他们同沿途各地学生组织联络。5月29日晚10点左右，黄日葵一行抵达南京。他们不顾旅途颠簸劳累，放下行装就去访问南京学联成员左舜生，商谈如何推动运动深入开展。随后，又请左舜生陪他们一起到金陵大学，谋划动员学生罢课，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直到凌晨两三点钟，他们才借着夜色，步行十几里路返回旅店休息。6月7日，黄日葵致信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述说29日那晚的情景，感谢他和学会给予的无私帮助，并共勉道：“如我们那天晚上一样的奋勇，一样的相助，以建大功成大业。”6月16日，黄日葵作为北京学生代表之一，参加在上海大东旅社召开的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他当选为学联日刊编辑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日刊的撰稿、组稿和出版等工作。

从赴日留学到五四运动时期，黄日葵已由一名具有朴素爱国思想的青年，逐步觉醒成长为一名先进的民主主义者。

千磨万击主义真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黄日葵便与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到街头、工厂、农村，了解民众疾苦，宣传进步思想文化。从工人农民现实生活的苦难中，他看清了社会的不公与黑暗。经过五四运动洗礼，黄日葵的思想有了新觉醒。后来他曾分析，五四前夕学生方面有两大倾向：一是以新潮杂志社为代表，倾向哲学文学方面，致力于思想改造；一是以国民杂志社为代表，倾向政治社会问题方面，后来逐渐趋于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后，后者有一部分人更加明确地走到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上来。黄日葵就是其中的代表。

筹办《国民》的过程中，黄日葵与李大钊熟识，并经他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黄日葵担任学会机关刊物编辑部编译员和文牍股主任，以《国民》《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刊物为平台，宣传新思潮，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为工农、妇女发声。他撰写《日本之劳动运动》一文，介绍日本劳工组建的30多个工会，分析工人召开劳动大会、罢工的有关情况，提出中国工人阶级也要建立工会、组织罢工。《最近英美的劳动运动》则描述一战以后英美工人阶级状况，反映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提高觉悟、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的情况。此外，他还撰写《我们劳动者的铁锁》《各国妇女运动史》《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小史》等文章。通过研究社会问题和各国工人运动经验，黄日葵深刻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必然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也进一步厘清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毅然决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3月，由李大钊指导，北大学生秘密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黄日葵是发起人和最早成员之一。学会成立之初，黄日葵和其他发起会员自行筹集120块银元，购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黄日葵更加自觉、系统地学习研读，每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6月，他给友人写信，谈到了自己充实紧张的学习生活：“春假后，我要实行生活革命了。大概除正课外，上午致力英文（暑假后打算入英文系）及哲学、心理学……下午阅报、杂志，晚间研究社会主义，或家族问题、妇女问题。”他写了许多读书笔记，还经常参加有关马克思主义、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讨论会和讲演会。这时的黄日葵思想认识愈加成熟，已经成长为一名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夏天，黄日葵两年预科毕业，进入英文系本科学习。暑假期间，他响应李大钊号召，到长辛店工厂和七里庄、大井村等地，向工人、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10月，李大钊领导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黄日葵参加大会，成为第一批近40名成员之一。其间，少年中国学会进行会员终身志业调查。黄日葵在调查表中写道：“终身欲从事之事业：著述、教育，并以之为工具，求达人类社会改造之目的。”黄日葵改造社会的志向，随着思想上的探索进一步明晰，并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实现途径。

1921年7月，黄日葵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会议讨论的焦点是学会宗旨及主义问题，会员们就要不要确定一个共同信仰的主义展开激烈争论。黄日葵认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改革中国社会，必须要有一种主义，少年中国学会也应确定一种主义，原因有三：一是受时代潮流影响所需；二是各位会员无法避免政治活动，需要一定的主义作为活动标准；三是会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时，因所持主义各异、是非各执一说，引起误会。“所以不可无共同的主义”。经过辩论，主张不要主义的6人，主张要主义的17人。黄日葵多次发言，主张学会应确立社会主义方向。

经过理论上的不懈追求和实践锤炼，黄日葵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1921年中共一大后，他由团员转为党员。

领导青运著芳华

黄日葵入党后，在李大钊带领下，参与领导北京团组织工作，组各校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向工人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2年3月31日，北京地方团组织召开大会，决议在北京各学校建立团支部，并选举新的地方执行委员会，黄日葵当选为出版部执行委员。他在这个岗位上认真工作，担负起为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撰写通讯、提供稿件的任务，组织编译了多种研究理论、社会问题的丛书，还结合实际斗争需要印制小册子，宣传反帝反封建。

1922年11月中旬，由湖南军阀赵恒惕保举，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反动政客彭允彝任教育总长。彭允彝上任后安插亲信、干涉司法，以“整饬学风”为名摧残教育。蔡元培不满彭的行径，于1923年1月决然辞职，以示抗议，由此引燃了以北大学生为主力、以“驱彭挽蔡”为目的的反军阀斗争。

黄日葵参与和领导了这场斗争，根据中共北京地委指示，把斗争引向反对军阀、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运动。1月18日，黄日葵被推选为主席，主持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会上通过“驱逐彭允彝，挽留蔡校长”等决议。第二天，北大、法专、工专、医专等校学生1000多人，高举写有“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保障人权”等口号的旗帜，到宣武门象坊桥众议院门前请愿。军警袭击赤手空拳的学生，打伤多人。事件发生后，黄日葵撰写《地检厅受理北大受伤学生起诉案》一文，反映这次斗争的情况，愤怒控诉军阀政府的暴行。这次事件后来发展为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要求政治民主、教育独立的斗争，黄日葵在斗争中进一步锤炼了领导才干和坚贞不屈的顽强意志。

这一时期，黄日葵一边在北大读书，一边为北京团组织的建设奔忙。1923年8月，团的二大召开，黄日葵作为北京代表出席。大会充分肯定北京团组织在政治宣传尤其是学生运动方面的成绩，并指出其组织上的不足。根据会议精神，黄日葵同团中央委员邓中夏一起，开始整顿北京团组织，改组领导机构，整顿和发展基层组织。在当年12月召开的北京团员大会上，通过改选，黄日葵当选为北京团地委委员长。

为了建立团的基层组织，黄日葵经常和邓中夏等人，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组织动员。在李大钊指导下，他们多次到西单小石虎胡同蒙藏学校，同蒙古族、藏族青年交朋友、拉家常，漫谈蒙古族、藏族人民的生活情况，从具体事例出发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的耐心工作，赢得同学们信任，多松年等一批进步青年经他们介绍，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还指导组建学校团支部，培养锻炼少数民族干部，推动了内蒙古、绥远等地革命斗争的开展。到1924年3月，北京地区团支部达到20个，团员180余人。黄日葵还组织在京广西学生成立“新广西期成会”，主办《桂光》半月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4年夏，黄日葵大学毕业，留在北大英文系当助教。国共合作时期，他受党组织委派，先后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青年部部长、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秘书，积极组织开展青年运动，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北伐期间，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身份，负责领导广西全省党的工作。后来，他参加南昌起义，辗转香港、上海和日本，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并几度入狱。长期艰苦的环境使黄日葵积劳成疾，加上在日本狱中曾遭受电刑折磨，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30年12月在上海病逝，年仅31岁。

（执笔：陈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