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每逢春季，丁香、碧桃、黄刺梅争相开放、芬芳扑鼻，使 这座庭院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这里便是中国现代文学 奠基人鲁迅的故居。鲁迅曾在这里奋笔疾书，用一幅幅 丰富生动的文学图画，描绘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 的痛苦与麻木；化笔为枪，用一篇篇辛辣激扬的战斗 文章，鞭挞着旧文化旧道德的陈腐与丑恶，唤醒沉睡已 久的国人心智，成为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锋。
鲁迅
抛却孤独向新生
鲁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原名周豫才（后改为周树人）。13岁时，因祖父涉科考案导致家道中落，后又因父亲病故，生活堕入困顿。为寻求出路，17岁的鲁迅到南京求学，毕业后又赴日本学医，试图救治像父亲一样的病人。学医期间，在幻灯片中看到精神麻木的中国人漠然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深切感受到作为弱国子民的悲哀，决定弃医从文，立志医治中国人的“精神疾病”。
为实现这一梦想，1907年，鲁迅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新生》杂志，意为塑造“新的生命”，但因资金撤离等原因，杂志出版计划流产。失败的经历让年轻的鲁迅开始反思：自己并不是一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只是一位在人群中叫喊的孤独者，人们对声嘶力竭的叫喊并无反应，就像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感到十分寂寞。1909年，为承担起作为长子的家庭责任，鲁迅回到祖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等校任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北洋政府成立后，随教育部迁居北京。
初到北京，鲁迅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同时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认同并支持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主张。1912年7月，蔡元培辞职后，范源廉接任教育总长，决定取消“美育”项目，鲁迅感到非常失望。
这一时期，住在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教育部的工作单调乏味，下班后，鲁迅便待在寓所抄写古碑，整理古籍，研究佛学，过着半隐居生活。时局动荡，中国社会一天天沉入黑暗之中。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失望、颓唐的情绪萦㐁心头。
1917年，鲁迅的大弟弟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职，兄弟二人同住在绍兴会馆。周作人的同事钱玄同，也是他们兄弟二人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经常到绍兴会馆来聊天。
钱玄同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之一，知道周氏兄弟思想敏锐、见解独特，便竭力劝说他们给《新青年》撰稿。一天夜里，钱玄同又来聊天，翻着鲁迅的古碑钞本，问：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鲁迅回答。“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鲁迅说。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劝鲁迅为《新青年》写文章。因为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正在《新青年》大张旗鼓地倡导文学革命，但是响应者很少，在社会上也引不起大的注意，大家感到很寂寞，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加入进来。
鲁迅婉言回绝了。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乐观的钱玄同反驳道。这一反驳戳中了鲁迅想改造国民精神却又无所措手的痛处，这是缠㐁了很久的沉重心结。埋首故纸堆中的鲁迅，尽管没有了青年时代的慷慨激昂，但梦想的火焰始终没有熄灭，现在经钱玄同重新提起，犹如在埋藏的火药线上点了火，立即爆发起来。
鲁迅沉默了，承认：是的，既然有几个人已经醒来，就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而醒来的人，需要做的就是启蒙与呐喊，唤醒更多人，共同毁坏这令人窒息的铁屋子！想到创办《新生》时，无人响应的孤独与失落，对钱玄同等人的处境感同身受。鲁迅终于摆脱迟滞与犹豫，答应为《新青年》“做点文章”。但此时，对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助力新文化运动的“敲边鼓”者，想通过呐喊，“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
一声“呐喊”成绝唱
鲁迅对《新青年》杂志并不陌生。1917年年初，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在该刊发表，在寻求变革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积极影响。鲁迅对此事早有耳闻，当时就给在绍兴老家的周作人邮寄过这一刊物。在钱玄同之前，好友许寿裳也曾向推荐《新青年》。
那时的《新青年》虽然鼓吹文学革命，但还是用文言文写作，鲁迅看后，觉得虽然其打倒封建纲常的主张与自己的思想有相近之处，但这种借助杂志革新思想以图进步的做法，早在10年前创办《新生》时就已尝试过，并无太多新意，随即便搁下了。这次“因缘和合”中，鲁迅答应给《新青年》撰文，但他想打破文言文一统天下的格局，尝试用白话文写作。
可是写点什么呢？酝酿小说时，鲁迅想起曾经发过疯的表弟阮久荪。此人得了精神疾病，出现幻觉，整天说有人要谋害，到北京投奔鲁迅后，说谋害的人已经追踪而来，换了几次住处，依然惊恐不安，大声喊着“今天要被拉去杀头”之类的疯话。鲁迅将送去医院治疗，途中见到背枪站立的警察，竟吓得面无人色。表弟发疯时的种种行为极具象征意味，给鲁迅留下深刻印象。
落笔前，鲁迅又想起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便决定以表弟为原型，用白话文写一篇中国版《狂人日记》。对阮久荪的形象进行彻底改造，成功塑造出惊世骇俗的“狂人”形象，使之成为具有进攻性格的反封建民主战士。在小说中，借狂人之口，愤怒地诅咒旧世界，指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成为对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小说发表时，鲁迅给自己取了个新笔名。1907年，给河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撰文时，曾用过笔名“迅行”。这次写稿，在“迅行”前面冠以母姓“鲁”，又将“行”字省去，结果便有了“鲁迅”这一现代文学史上广为人知的笔名。1918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署名“鲁迅”，一经刊出，便震动了新文学界。
《狂人日记》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钱玄同评价“鲁迅君的小说，算是《新青年》同人做的白话文学的成绩品”，《新潮》杂志称赞其为“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反封建斗士吴虞读《狂人日记》后写道:“我觉得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把黑幕揭破了。”从此，对“吃人礼教”的揭露和“救救孩子”的呐喊，被公认为《狂人日记》的主题，诚如著名学者严家炎所说，《狂人日记》几乎成了小说版的新文化“人权宣言”，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人的解放”热潮。
此后，鲁迅将心中积聚已久的思想，化作电光火石般的文字，夺人眼目，这位甘当配角的“敲边鼓”者，一出手就把自己敲成了“主角”。1918年到1921年，陆续发表小说、新诗、随感录等作品几十篇。1923年，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14篇小说集为《呐喊》。小说集揭露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本质，写尽国人性格弱点，深刻反思了民族劣根性。《呐喊》出版后，鲁迅赠书给李大钊。李大钊指着书对孩子们说：“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地看。”
鲁迅的作品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很多人尤其是进步青年改造社会的热忱。他们争相购买，互相传阅，即使书被翻烂了，还是传来传去。由于作品针砭时弊，经常引来军阀政府查禁。为躲避当局打压，鲁迅常常使用不同笔名发表作品，如“唐俟”“俟”“迅”等。每发表一篇文章，总能在青年中引起热烈讨论。受其作品启示，不少人冲破封建思想樊笼，踏上改造旧社会的征程。
深耕杏坛育英才
鲁迅不仅能“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而且影响到“正做着好 梦的青年”。1920年，北大国文系想开一门中国小说史课，鲁迅被聘为兼 职讲师。国文系设在红楼北大一院，在这里，鲁迅先后开设中国小说史、 文学理论等课程，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的课很受欢迎。每周只上一天课，但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上课时，学生稍一晚到，就只得找个缝隙站着听讲。学校考勤员每次到教 室一看，在点名册上做个全到的标记，马上回头就走，用不着逐一对号。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名义上讲小说，实际讲对历史的观察、对 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整体性探索。的讲课风格冷静中透着幽默， 无论评论历史或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撕开封建的、虚伪的、吃人的面纱，在幽默的批判中唤醒青年。讲到小说，也并非只讲小说史，而是很注重讲小说写法，鼓励大家写作。曾说：“如果只为小说史而讲小说史，即使弄得烂熟，也没有多大意义；不如多培植些青年作家，一道来攻击旧社会。”
作家鲁彦曾在北大旁听鲁迅的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家在听对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鲁迅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世界语专门学校、中国大学、黎明中学等校授课。作为一名教师，他在传道、授业、解惑的道路上，启迪了无数学生，帮助了很多青年。
对追求进步的青年，总是关怀备至，随时加以启迪帮助。每次上课前半小时，鲁迅便来到教师休息室。一来，许多早已等候的青年，立刻将包围起来。打开包，将许多请校阅、批评及指导的稿件拿出来，细讲解、散发，讲解完又接收新的稿件。上课铃声响起时，才被青年们簇拥着走上讲台。经常两节课连着上，省去中间休息时间，直到下课铃响起，还加速讲着迟迟不肯束，有时甚至有下节课的教授推开门，微笑着催促才下课。下课后，许多同学又跟着到休息室提问。
青年们还经常到鲁迅寓所向请教或求助，总是热心地给予鼓励帮助。有一次，诗人冯至和朋友们到家中拜访。鲁迅跟大家谈文学与时事，对青年们提出批评，说：“你们为什么总是搞翻译、写诗？为什么不发议论？对问题不说话？为什么不参加实际斗争？”嘱咐青年一方面要学习，另一方面要行动，因为文学活动实际上是社会活动之一，要通过文学改造社会——这正是通过文学唤醒国人、改造国民精神的初心与愿望。在鲁迅的感召和影响下，一批青年走上文学与革命道路，汇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滚滚洪流。
铮铮铁骨民族魂
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主阵地，被北洋军阀政府和顽固守旧派视为洪水猛兽，各种压制和攻击纷至沓来。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鲁迅毫不退缩，毅然投入火热的斗争中。1918年到五四前后，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发表20余篇针砭时弊的杂文。单刀直入，尖锐地批判社会问题，搅了很多人的清梦。不少人愤恨、攻击，有人甚至给扣上“北大派”的帽子。1925年，北大校庆27周年之际，鲁迅写了著名的《我观北大》，坦然地说：我就是北大派！将北大精神概括为：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解……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鲁迅把自己和北大派联系在一起，并非出于私人利益或者地域联系，而是因为他认同自蔡元培改革以来一直提倡和发扬的北大精神，这一精神激励着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代北大人为人民解放、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不懈奋斗！
1924年到1925年间，女师大发生驱逐校长杨荫榆事件，鲁迅因同情与支持学生，被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但不改初衷，坚定地和学生站在一起。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死者中有鲁迅在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
鲁迅震惊了，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以极大的愤怒谴责杀人者：“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青年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们虐杀了！”“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更大的利息！”3月25日，鲁迅冒着极大的危险，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与杨德群举行的追悼会。第2天，就上了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名单。一周后，出离愤怒的鲁迅写出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深情纪念死难者，呼吁人民奋起反抗，文中写道：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为躲避当局抓捕，鲁迅四处奔波，辗转到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地隐匿。在德国医院期间，躲藏在一间破旧的杂物间里，和其10余人同处一室，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夜晚就睡在地上。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依然笔耕不辍，继续英勇战斗。
1926年8月底，随着政治环境愈加险恶，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任教，之后转赴上海定居。在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为人民自由、民族解放不懈奋斗。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巨星陨落，举世哀痛，各界人士前往祭奠，宋庆龄亲自为执幡送行，茅盾、柯庆施、巴金等为其扶灵，棺木上盖着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3个大字。
（执笔：贾变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