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26日凌晨，北京天桥东刑场，一名身着长衫马褂、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这位慷慨赴死者，就是民国著名报人、中国新闻理论的开者和奠基人邵飘萍。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亲笔批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邵飘萍

 培养新闻人才的领路人

邵飘萍，1886年10月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14岁中秀才，1906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1911年，被同盟会会员杭辛斋聘为《汉民日报》主笔，1914年春，为躲避袁世凯缉捕东渡日本，学习法律政治。1915年年初，最先向国内揭露“二十一条”内幕真相，1916年春，应邀回国，担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护国讨袁，后被《申报》聘为特派记者，从上海前往北京。

到北京后，邵飘萍积极捕捉府院之争、国会议员为争夺席位大打出手等北洋军阀政府内幕，深入采访报道。有一次，内阁召开会议，他借来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见到段祺瑞后，更以身家性命担保，如3天之内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分，从而获得中国即将对德宣战的独家新闻。他立即电讯《申报》，当天，消息传遍上海滩。由于当时京沪间交通不便，5天后才传入北京。段祺瑞这才意识到上了当，却也无可奈何。就这样，《申报》“北京特别通讯”迅速风靡全国，邵飘萍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四方。

1918年春，邵飘萍听说北大有意开设新闻讲演会，便写信给蔡元培，倡议设立新闻学研究会。经过充分酝酿和筹备，10月14日，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蔡元培任会长。邵飘萍因创办《京报》，事务繁忙，没有参加成立大会，但后来研究会的实际工作由他和徐宝璜两位导师主持。

11月3日早，确定好《京报》当天准备发出的样刊后，邵飘萍立即赶往北大，开始新闻研究会的第一次演讲。他深情回忆起1916年隆冬，自己冒着严寒拜访蔡元培，促膝长谈英法两国招募华工问题的情景，自豪地谈到倡议成立研究会是为新闻界培养人才，并以“新闻社之组织”为题，向会员们详细介绍了各国新闻机构的组成。

12月中下旬，学生们忙于期末考试，研究会暂停活动。邵飘萍连续多天在《京报》免费刊登介绍新闻研究会的广告，以扩大影响。到1919年1月研究会重新活动时，会员由最初20余人发展到50余人，绝大多数是北大学生。

邵飘萍主要讲授《评论新闻之练习》和《新闻记者之外交术》，从组稿、采访，到编辑、校对，再到排版、印刷，将一整套新闻业务知识和多年办报经验倾囊相授。他还亲自指导编辑《新闻周刊》，教导会员如何从一周国内外新闻中选取题材，如何撰写新闻评论。

邵飘萍特别注重会员素质训练，经常勉励会员要品性坚强，不受社会恶习熏染，不为功名利禄动摇。他热情正直的人格力量、精彩卓绝的采访技巧、肆意凌厉的社评文章，给会员们留下深刻印象。

现有姓名可考的55名第一届研究会会员，不少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骨干。如高君宇、罗章龙参加过《国民》杂志采编工作，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编辑；谭鸣谦是《新潮》的社员，后创办《广东群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传播。毛泽东也参加了研究会，不久回湘创办《湘江评论》，后来他在多个场合提到邵飘萍，说邵是他的老师，对他帮助很大。

为五四运动鼓与呼

1919年5月初，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邵飘萍在《京报》发表《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等文章，指出山东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号召大家一致奋起决一死战。

3日晚，北京大学与各校学生代表上千人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邵飘萍应邀到会并发表演讲。他以京报社社长和新闻界权威人士的身份，向爱国学生介绍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并大声疾呼：同胞们！是谁出卖了山东？是卖国的北洋政府！是驻日公使章宗祥！今天，这个卖国贼、亲日派的头子不仅没有遭到唾弃，反而因“卖国有功”，即将被北洋政府晋升为外交总长！请大家想一想吧，这样的外交总长，能为我们争回山东的一切权益吗？不能！……

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胸中仿佛有一团团怒火在燃烧。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甚至当场咬破手指，撕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集会㏿束已是深夜，内心激愤的邵飘萍赶回报馆，奋笔写下《北京学生界之愤慨》和《勖我学生》。他认为学生因外交问题大声疾呼，促进国民觉醒，是关系国家前途的好现象。两篇文章连同许德珩起草的《学生界之宣言》，共同刊登在第二天的《京报》上。

4日上午，一夜无眠的邵飘萍前往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参加北京各校代表在那里举行的集会，再次报告巴黎和会的经过和外交失败的情势。当天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余人齐聚天安门，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邵飘萍发表评论《外交失败第一幕》，揭示北洋军阀政府外交失败才是导致学生奋起抗争的根由，给予学生运动有力支持。

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军警逮捕学生，邵飘萍即刻撰写文章，要求警厅立刻释放学生。又连续发表评论《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号召社会各界奋起支持爱国学生，指出只有工商实业各界共同起来抗争，才能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6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发出两道命令，为卖国贼洗刷罪行，诬蔑学生爱国行动。3日，愤怒的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演说，多人又遭逮捕。邵飘萍撰写评论《为学生事警告政府》，严厉抨击政府镇压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行为，就是为卖国扫障铺路；警告政府不能动用军警对付学生，否则爱国风潮将更为猛烈地扩大。家人考虑其安全，劝他少写得罪政府的文章，邵飘萍非常生气地说，北洋军阀倒行逆施，就是枪毙我也要讲。

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

1919年8月，《京报》因连续报道学生运动，屡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文章，被当局查封。邵飘萍只好第二次东渡日本，担任朝日新闻社中国问题顾问。

与6年前将主要精力放在反袁斗争和揭露“二十一条”不同，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邵飘萍，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开始将目光转向俄国十月革命，期待能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的新道路。

日本是当时亚洲传播马克思主义较早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相继出版一些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邵飘萍如获珍宝，经常跑书店、图书馆，只要看到相关信息或资料，都买来剪贴成册。他白天忙于工作，晚上伏案攻读，细心阅批、摘录到深夜。案头摆满了《资本论大纲》《俄国大革命史》《社会主义研究》等书籍，还摆放着马克思像。

从1919年冬到1920年秋，邵飘萍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撰写完成两部专著——《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他在《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认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将授予劳动阶级强大武器和必胜之券；还别具眼光地指出，研究社会主义，时刻不能忘记中国国情。《新俄国之研究》是当时介绍苏俄最详尽的一本专著。邵飘萍在书中详细介绍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热情颂扬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建设成就，着重宣传十月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两本著作在国内出版后，很快便销售一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书在天津、南京以及新加坡等33地设立了零售处。《新俄国之研究》后来被毛泽东所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列为教学参考书，也是他创办的文化书社里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1920年7月，邵飘萍听说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战败垮台，立刻从日本回国，复刊《京报》。他亲自撰写文章、安排版面，推出苏俄情况连载，免费公开发行马克思诞辰纪念特刊和列宁特刊。创办《京报》附刊《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教育新刊》，刊登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百忙之中，还帮助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校订马列译著、印刷刊物文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声援工人运动

1920年10月的一天，开滦煤矿发生瓦斯爆炸，600多名工人惨死。邵飘萍听到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派人前往事故现场调查真相。面对惨状，北洋军阀政府不仅没有给死难工人家属发放抚恤金，更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以防止类似惨案再次发生。邵飘萍多次在《京报》公开呼吁解决工人抚恤、安全责任、事故善后等问题，为工人谋求最基本的生命和生存权利而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设立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北方党组织发起建立“民权运动大同盟”，为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邵飘萍在《京报》刊登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文章，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加和支持民权运动。

1922年10月23日凌晨，开滦五矿5万多名工人开展声势浩大的罢工，邵飘萍得知后，很是为工人的觉醒而高兴，及时撰写评论《罢工风潮》，阐明工人罢工是因为受到了非人虐待，全力支持工人进行斗争。

邵飘萍还密切关注京汉铁路沿线工人斗争的发展，派出摄影和文字记者专程采访报道。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全线大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血腥镇压，酿成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邵飘萍闻讯撰写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洋军阀政府意识到工人联合起来斗争，并不只是为了加薪及减少工作时间，而是形成了一种极有纪律的力量——工人阶级，于是便用最毒辣的手段对待工人。

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到处捉拿、通缉共产党人，高压禁止声援工人斗争。邵飘萍冒着《京报》被查封的危险，安排大块版面，报道北京学生、市民集会游行的情况，控诉军阀残害工人罪行，声援罢工者正义斗争。他还在报上将共产国际集款3万卢布接济罢工的消息，传递给斗争中的铁路工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罗章龙、高君宇等秘密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出版发行面临较大困难。邵飘萍得知后，当即安排《京报》昭明印刷厂帮助排字、铸版、装订等。该书很快出版面世，前后共发行数万册，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军阀暴行，彰显工人阶级、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沉重打击北洋军阀政府，唤醒更多民众奋起抗争。

1924年后，邵飘萍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运动等，宣传革命、传播马列。他和鲁迅在《京报》联合作战，相互呼应，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残忍暴戾进行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被誉为“京都两支笔”。冯玉祥称赞他：“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北洋军阀政府对他切齿痛恨，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 赤化”的罪名，枪杀邵飘萍于北京天桥东刑场。 

1978年，罗章龙在回忆五四运动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时，首次提到邵 飘萍经他和李大钊介绍入党，是一名秘密党员。由于李大钊过早牺牲，罗 章龙的证明成为孤证。经查证，1986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邵飘萍于 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执笔：史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