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全国第一次高校教师定级时，经济学界仅有两人被评为一级教授，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另一位则是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陈启修。早在1917年，31岁的陈启修已是北大教授，率先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北大课堂，后成为国内最早系统翻译《资本论》的人，与李达并称经济界的“北陈南李”。

留学东瀛

陈启修，1886年生，后改名陈豹隐，字惺农，出生于四川中江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陈品全为晚清进士。他幼年在中江读私塾，12岁随父迁居桂林。

20世纪20年代与北大同事合影，前排右四为陈启修

陈品全对腐败的清王朝丧失信心，不愿儿子走科举之路，希望他接受西方文化以图振兴国家。14岁时陈启修被送到广州法国人办的崇丕书院上学。在那里，他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萌生救国理想。

1907年年底，陈启修东渡日本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名列新生榜首。1913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主修经济学，师从河上肇。河上肇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他讲授的经济学对陈启修影响很大。同年，李大钊赴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通过阅读河上肇等人的著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其间，陈、李二人相识并且建立了深厚友谊。

1916年1月，“以创造国民新运命”为使命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成立，陈启修作为会员，常常与同学一起讨论民族命运、国家前途。李大钊是该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当时正在筹备成立一个旨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和文化思想的学术团体，经常与陈启修研究各种事宜。不久，李大钊回国，筹建工作便由陈启修等人负责。

陈启修挑起组建学术团体的担子，四处活动，联络同志。12月3日，他和王兆荣、周昌寿等47人发起成立丙辰学社（中华学艺社前身），在东京小石川原町设立事务所。因适逢中国农历丙辰年，而定名丙辰学社。学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智识”为宗旨，团结了一大批具有爱国思想的中国留日学生，陈启修当选为首届执行部理事。成立之初，学社经费紧张，“经营一切，备极困难”。蔡元培、范源廉、梁启超等获悉后，纷纷慷慨捐助，并由此成为学社名誉社员。

此时，国内革命形势蓬勃发展。1917年年初，学社创办《学艺》杂志。陈启修以此为阵地，发表《国宪论衡》《文化运动底生命》《对德外交之公正批评》《抱影庐陈言》等文章，激励国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在《抱影庐陈言》中，他分析：“国人抱国家思想者渐多，爱国思想亦渐盛。民国初造，中经奸人窃弄，犹未夭折者，实赖吾国有识者心中，皆依稀朦胧，有爱国之一念故。此一念也，实中华民国之灵魂，之命脉……”他殷切希望中国人能够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学艺》发刊不久，蔡元培给予高度评价，并致信《新青年》予以推介，将其中陈启修的《国宪论衡》、屠孝实的《南华道体观阐隐》称为杰作，称《学艺》为“好学者所不可不读之杂志也”。

受聘北大

十年寒窗历甘苦，一朝归来露锋芒。1917年4月，陈启修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经吴玉章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最初讲授宪法、统计学、财政学等课程，并参与行政管理工作，任政治学系主任。在北大，陈启修与老友李大钊重逢，往来更加密切。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寒风呼啸，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北京大学连续两天在这里举行演讲大会，庆祝一战胜利。蔡元培、李大钊带头演讲，陈启修与陈独秀、胡适、陶孟和等教授也相继登台。对于一战胜利，陈独秀称“公理战胜强权”，胡适称“全靠美国的帮助”，李大钊却称“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陈启修与之配合，发出关于庶民主义的呐喊。11月28日起，北京各校又放假3天庆祝。北大师生每天下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办演讲会，陈启修与蔡元培、李大钊等继续在寒风中向大众演讲。

为把正义的声音传播得更广更远，陈启修在1919年1月《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上，发表《庶民主义之研究》一文，从哲学、国家学、心理学、伦理学4个方面进行解析，提出庶民主义包含民本、民主及民治，而以民治为根本，即民众自己行使政权。这些观点既包括了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民主，更重要的是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

然而，胜利的欢呼没有持续多久，中国人民的希望很快化为泡影。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不久，《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这一期被学界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陈启修在上面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一文，宣介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思想。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主流。陈启修和李大钊、高一涵首开先河，在北大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1920年，陈启修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按照《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开设演习课，分调查和译书两种形式进行，指导学生边学习边考察，边讨论边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举办现代政治讲座，与李大钊、陶孟和、张慰慈合作，对十月革命后的热点问题如劳农政府、巴黎和会等进行研究，他讲授的主题为“中国劳工现状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现代各国之社会党”。

他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吸引了许多其他系的学生前来旁听，讲课的教室一再由小换大，最后，即便是红楼最大的教室，也被听他讲课的学生挤得满满的。

陈启修担任系主任期间，还发生过一次有意思的师生互动。政治学系学生周杰人不满课程设置，写了一份《修改政治系课程意见书》与教授会商榷，提出增加社会主义内容课程等要求。陈启修代表教授会回应了学生意见，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政治学系课程沿革说明书》，并旋即在下一年度加入了“社会主义史”等课程。

这一时期，陈启修加入李大钊倡导成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最初设立3个特别研究组和10个固定研究组。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增设了1个资本论研究组，陈启修被聘为该组导师。会员们每周六晚，就有关问题组织专题研讨。

研究组决定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时，学生们都觉得翻译这本书很难，译不动，便请德文老师讲解。德文老师却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身为经济学教师的陈启修一马当先，带着学生们一边学习原著，一边着手翻译。他释疑解惑，倾心指导，帮助他们完成了翻译工作。

研究会每月举办两次定期演讲会，陈启修多次在演讲会上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国际工人运动做学术报告。1922年5月5日，研究会举行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大会，陈启修与李大钊、顾孟余、高一涵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发表演讲。

考察苏欧

“我这次赴欧的目的，就是要将俄德情形调查出来。”“现在列强之帝国主义很得势，中俄两国皆系被压迫者。俄目前尚可支持，以后就非联合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不可。”在赴苏欧前的欢送会上，陈启修做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演说。依照惯例，北大教师任教5年期满，可休假1年出国进修。对于进修地点，他颇费了一番心思，最终决定赴苏联及欧洲各国考察讲学。1923年10月，陈启修启程。

到莫斯科后，陈启修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联系罗亦农和彭述之，罗亦农此时是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3年秋天，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国共合作局面初步形成。10月初，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国民党和建立黄埔军校事宜。东方大学中国班全体学员为蒋介石一行举办了欢迎会。几日后，蒋又在住地宴请全体中国学生，欢迎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

按照中共三大的决议，即“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11月，罗亦农将初来乍到的陈启修介绍给蒋介石，陈启修在此期间加入国民党。

陈启修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中学时学会法语，留学日本时学会了日语、英语、德语。到了莫斯科，一般人视为畏途的语言关，对他而言自不成障碍。他从俄语会话书看起，精读了8本书，3个月后基本可以不用查字典就看懂俄文书刊。他开始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原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24年1月列宁逝世，陈启修以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守灵。

在苏俄期间，他深入考察莫斯科的街道、学校等，并致信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教务长顾孟余等人，讲述他在莫斯科的状况和观感，分享他对世界大势的分析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请求北大从书籍费预算中拿出500～1000元，用作购买俄文社会科学书籍，扩充北大图书馆的俄文藏书。

1924年3月，陈启修到德法等国进行社会考察，研究课题为“国际时事和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德期间，他结识了朱德。朱德此时是哥 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负责人，协助中共哥 根党小组开展工作。二人为四川老乡，又志同道合，相谈甚欢。经过这段旅欧考察，陈启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在朱德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12月，陈启修按照罗亦农的要求再到苏联，并由中共旅莫支部安排，在东方大学讲授中国经济。

1925年中国五卅运动爆发后，莫斯科的工人们连续两天举行示威演说大会。市内开会地点达数十处，每处听众2000余人，声援中国工人罢工。心系国事的陈启修多次前去演说，受到热烈欢迎。他每次登上演讲台，总是获得听众长久的掌声。他的嗓子因多次演讲哑了，还被热烈的听众们要求再说一些。6月中旬，他给顾孟余写信，断言五卅运动期间的“上海罢市事件实为中国国民解放运动上一大枢纽，一大转机，吉凶祸福肯定于此时，故不能不格外关心”。因此，他不愿徒在国外遥为呐喊，迫不及待地要回国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7月，陈启修回国。

回国后，陈启修先后在北京大学、黄埔军校、中山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并应毛泽东之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担任教员。1926年年底，他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启修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作为共产党要犯被通缉。11月，他改名陈豹隐赴日，从此与党失去联系。他将过去的文章、讲稿整理成书，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向国内传播，决心以笔为武器继续革命。

“愿将王母瑶池水，洒作甘霖遍大千。”陈启修在日本期间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1930年3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这是中国最早的《资本论》中译本。译文流畅通晓，深受读者欢迎，当年许多的中共党员正是从这本书中，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再进一步读懂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陈启修因此被誉为中国翻译《资本论》第一人。

1930年，陈启修重回北大，继续讲授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陈启修受聘国民政府，恢复国民党党籍，担任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内战爆发，他拒绝随同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与国民党断绝关系。此后，陈启修一直在重庆大学、四川财经学院等高校任职，1956年加入民革，任民革四川省委常委，1959年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60年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执笔：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