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变的历史前夜，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两次来到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迈出确定人生理想的关键一步。他几经比较和选择，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转变。

毛泽东

筹备潇湘学子留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缘于筹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在北京成立华法教育会，组织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吸引了一大批致力于救国图强的进步青年。

1918年6月，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收到北大教授杨昌济关于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新民学会专门开会讨论此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条出路，“应尽力进行”，并派蔡和森去北京打前站。蔡和森到京后各方联络，拜访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两次写信催毛泽东邀集志愿留法者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8月19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位潇湘学子来到北京。他和蔡和森住在恩师杨昌济位于豆腐池胡同9号的家里。杨昌济此前任教于湖南一师，非常欣赏毛、蔡二人，常在家中热情招待他们。这次师生重逢，喜不自胜，相谈甚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古老的宫墙、秀丽的后海、幽深的胡同、飞翔的鸽子，古都的一切，都让毛泽东感到新奇和兴奋。

同来的潇湘学子有的住会馆，有的住亲朋家中，往来相聚，颇费周折。不久，毛泽东便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罗学瓒等8人，在距北大不远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东夹道7号，租下3间民房，“隆然高炕，大被同眠”。18年后，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由于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华法教育会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办了留法预备班，接纳一时无法赴法的各地青年学子。在此期间，毛泽东精心起草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四处奔走。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他的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

在毛泽东主持下，湖南青年留法一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青年1700多人，湖南有430多人，人数位居全国前列。

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能入读北大，一同来京的罗章龙已考进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报考。这或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或许跟毛泽东一向推崇自学有关，还可能与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有关，中等师范毕业生需服务几年才能报考大学。

无论上不上大学，只要留在北京，就得解决生计问题。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新闻报纸阅览室担任助理员，每月8块大洋，解决了后顾之忧。

北大人文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各种思想学说争奇斗艳，毛泽东广泛阅读各种新书刊，眼界大开。在这里，他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邵飘萍等知名人士，并得到他们的帮助。蔡元培、陶孟和、胡适曾分别在北大红楼，与毛泽东组织的十几名新民学会会员座谈，主要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邵飘萍更是古道热肠，在家多次与他热情交谈，还给予资助。

毛泽东积极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新闻学研究会由校长蔡元培、《京报》社长邵飘萍于1918年10月发起成立，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于1919年1月发起成立。在这里，他认识了邓中夏、谭平山、陈公博、张国焘等北大学子，与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9年2月19日，红楼第34教室，新闻学研究会正在举行改组大会。会场气氛热烈，会长蔡元培发出热情号召：加强学理研究，注重新闻实践，推动中国新闻事业大发展。毛泽东坐在一角静静聆听，心中澎湃不已。蔡元培的话激荡着他年轻的心，他憧憬着中国新闻事业的未来，决定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毛泽东在红楼听了半年新闻课程，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讲授的新闻学原理，著名报人邵飘萍讲授的办报经验，使他受益匪浅。邵飘萍讲到，“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最重要的是“确实”，要摒除偏见、尊重事实，这些对他启发很大。不久，他回湘创办《湘江评论》，被胡适誉为北京《每周评论》的“小兄弟”，称其“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

3月12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返回湖南。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部分湖南青年结束了半年预备班学习，准备启程出洋。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别他们。

毛泽东是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自己却没走出国门。个中缘由，他曾跟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说起：“看译本比原本快迅得多”；“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应“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显而易见，青年毛泽东的想法是扎根“‘中国’这个地盘”，他也是这么做的。这次在北京，他曾两次去长辛店机车厂搞调查研究。当然，毛泽东也不排斥留学，在这之前他曾想过留学日本，之后还想去苏俄留学，只是限于种种现实原因未能实现。

领导驱张运动崭露头角

毛泽东回到长沙不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他立即投入这场反帝爱国洪流之中，创办进步刊物《湘江评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当时在湖南，斗争的焦点是驱逐统治湖南、无恶不作的皖系军阀张敬尧。为利用北洋军阀派系矛盾，广泛发动民众驱逐张敬尧，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骨干讨论决定，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开展驱张运动。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第二次北京之行，住在北长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

此时正值隆冬季节，白日里，他不顾寒冷，四处奔走，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和学者，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与“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使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到了晚上，他回到福佑寺挑灯夜战，奋笔疾书，以平民通讯社名义将张敬尧祸湘罪行及各地驱张运动消息，不断发给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报馆，积极营造舆论环境。

12月24日，驱张运动迎来重大转机。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等人在京汉铁路武昌鲇鱼套车站查获张敬尧偷运的45袋鸦片烟种，每袋约100公斤。代表团获悉后大为激愤，发出急电，要求扣留。毛泽东请易礼容等人携带烟种、照片前来北京公布，同时起草《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以平民通讯社名义向全国散发。

很快，张敬尧的恶行大白于天下，更多人聚集在驱张的旗帜下，包括在京、沪、穗等地的湘绅们。28日，毛泽东、彭璜等组织的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在湖南会馆召开，到会者达几百人。会场上，毛泽东慷慨激昂，揭露张敬尧的祸湘罪行。他的讲演有理有据，赢得阵阵掌声。蔡畅义愤陈词，讲述湘民的悲惨境地，让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在场的13位国会议员纷纷签名表示支持，并推举熊希龄等3位议员面呈总统、总理，表达湘民的驱张决心。

同时，毛泽东利用鸦片烟种事件，31日上书北洋政府国务院，请求“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1920年1月28日，湖南公民代表团、湖南教职员代表团和湖南学生代表团代表数十人，高举写有“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等口号的旗帜，分路来到北洋军阀政府所在地新华门请愿。新华门前军警林立，如临大敌。相持3小时后，毛泽东和张百龄、罗教铎、杨遇夫、柳敏、李思安等6人被允许入内，向总理秘书控诉张敬尧罪行，表达想见国务总理靳云鹏的意愿。

杨遇夫悲愤地说：“湖南学生离乡背井，来这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接见？湖南闹得这么凶，你们为什么不解决？”秘书被质问得哑口无言，只是表达同情，“代表以不得要领退出”。大家只得前往棉花胡同靳云鹏住宅。靳事先接到电话，便派人接待。经多次请求，靳许诺一周内给代表们答复。

2月5日，毛泽东等6位代表“以一周期满”，到靳云鹏住宅请愿候信。靳云鹏不仅不接见，还派军警阻止。代表们大怒，再次组织示威游行。

这样的请愿游行活动，代表团一共组织了7次。在各方一致声讨下，张敬尧声名狼藉。6月中旬，直皖战争即将爆发，张敬尧失去皖系助力。谭延闿率湘军攻占湖南要地，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历时一年之久的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发动起来、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干和社会活动能力。杨昌济病危之际，曾致信当时的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驱张运动结束之前，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打算同彭璜率领的上海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行动。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将自沪启程，他可乘便送行。途中，他特意下车拜访孔子故乡曲阜，还登上泰山，留下了美好的游历记忆。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7月7日，他返回长沙，结束了第二次北京之行。

“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发展是多线条、不断扬弃的过程。启发他思考富国救民的第一本书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赞同郑观应提出社会要改良的主张。1910年，他在表兄文运昌那里读到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开始崇拜康有为、梁启超。新文化运动时，受《新青年》影响，胡适和陈独秀成了他的“楷模”。当时，西方的各种学说思潮传入中国，对广大青年产生强烈冲击。

毛泽东曾回忆，来北京以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第一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从文化层面更多地转向政治层面，“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1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公园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跟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受新村主义影响，试图以“新村”典型示范的方式改造社会。1918年6月毕业时，毛泽东与蔡和森等曾打算在岳麓山下筹建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后因来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中断。在北京时，他与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北大学生朱谦之谈得颇为投机，进一步了解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回到湖南后，他草拟了一份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在1919年12月的《湖南教育月刊》。

然而，现实政治打断了他的“新村”梦想。《湘江评论》仅出4期就被当局查封，湖南省学联也被强行解散，毛泽东不得不面对驱张运动这场实际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斗争，第二次进京的他，对新村式改良道路开始产生怀疑。1920年2月，他参观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后给友人写信说：“感到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的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

毛泽东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他向李大钊请教，讨论赴俄勤工俭学和“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他甚至劝何叔衡别去法国勤工俭学，应改去俄国。他还与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密切交流，认真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16年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福佑寺看望毛泽东，在毛泽东工作的长香案右侧，他看到了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其中就有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的油印本《共产党宣言》全文。

3月10日，毛泽东在黎锦熙住处谈到深夜，针对当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讨论究竟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两人一致认为：应从“根本解决”下手。这正是毛泽东这一时期所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初步认定马克思主义，随之而来的是向其他主义彻底告别。

5月5日，毛泽东来到上海。不久，他和彭璜、张文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试验工读互助生活。毛泽东承担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

此时的毛泽东，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实践经验，都已成熟了许多。他很快察觉到这种团体生活难以克服的弊端，便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

在思想形成的关键时刻，1920年6月，毛泽东与陈独秀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后来，他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7月初，毛泽东回到湖南，热火朝天地创办文化书社、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时，一个试验地方自治的“机会”来临了。22日，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正在韶山的毛泽东马上赶到长沙，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发表十几篇文章，为地方自治鼓与呼。

其实，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是想把“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搞混，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自己这些湘籍政客开路。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名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谭延闿接下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却在事后拒绝了所有请求。11月下旬，赵恒惕取代谭延闿，完全撕下开明的伪装，动用军警制造高压恐怖气氛，这场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自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现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11月25日、26日，他在写给罗学瓒、向警予、李思安、罗章龙等人的信中，诉说自己的心情和思考：“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湖南自治运动的海市蜃楼，让毛泽东彻底放弃了改良主义。此前，蔡和森分别于8月、9月从法国两次给他写信，提出要组织共产党的主张。11月，深思熟虑的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话：要开始“从事与根本改造之计划于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同期，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

蔡和森

毛泽东几经艰辛探索，终于告别歧路彷徨，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完成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正如他在1920年12月1日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得出的结论。

当毛泽东第三次踏上北京这片热土，已是1949年3月25日。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史使命，成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留下一段“三十一年还旧国”的传奇佳话。

（执笔：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