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20世纪初被人们争相传阅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著名报刊，署名一涵、涵、涵庐的文章℀℀皆是，闪耀着新文化新思想的光芒。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曾与陈独秀、李大钊并肩战斗的《新青年》编辑部的“台柱子”、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高一涵。

高一涵

《新青年》的“台柱子”

高一涵，1885年生于安徽六安。27岁时在友人资助下，到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系统接受西方政治学教育。后来，资助中断，他靠撰稿维持学业，加盟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月刊，因而㏿识陈独秀。异国他乡的两位安徽老乡，因编辑刊物而相识，因志趣相投而相交，进而在启迪民智、唤醒国民的道路上携手而行。

1915年6月，陈独秀回国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四处约稿，第一时间想到了仍在日本的高一涵。高一涵不负所托，很快写成《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陈独秀大喜过望，认为是体现《青年杂志》宗旨的主打文章，以3期连载。由此激发了高一涵的创作激情，他又连续发表《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著名文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哲学流派，呼唤知识分子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据统计，《新青年》共出版的9卷中，高一涵总计发表28篇文章，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主要撰稿者，被后人誉为《新青年》的“台柱子”。

1916年7月，高一涵学成归国，后来到北京。《新青年》迁到北京后，高一涵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主持编务。这时的高一涵不再是书斋里的学问家，而是置身时代浪峰的现实参与者。他以深邃的思想、出众的文笔立言，相继发表《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读弥尔的自由论》等政论文章，引进现代政治学理论，担当起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重要角色。

1920年，《新青年》迁回上海，因经费和稿源等问题，第8卷1号迟迟不能出版。陈独秀致信高一涵求助。高一涵立即四处筹措经费，甚至以高家长辈的身份写信给六安老家，发动高氏宗亲和缙绅捐款，筹集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经过多方努力，《新青年》终于顺利出版，纾解了陈独秀“无米之炊”的困境。

摇旗呐喊的“无名小卒”

1918年年底，一战㏿束的消息传来，北京市民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喜悦之中。北大为庆祝胜利，在天安门前搭台子，组织演讲会。高一涵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跳上讲台，面对台下众多听众，慷慨陈词，介绍一战经过，畅谈战后中国必将扬眉吐气。

欢呼胜利的氛围还没有淡去，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列强准备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一时间，群情激愤。高一涵立即行动，四处奔走，号召各界人士奋起救国。5月4日下午，他与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手挥旗帜，高呼反帝爱国口号。游行队伍行进到长安街，游龙般的队伍越来越长，许多工人、市民和商人自发地加入进来。

北洋军阀政府无情地镇压爱国运动，抓捕了32名学生，无耻地宣称只是几个学生在胡闹。官方媒体报道这只是“学生界的运动”，甚至评价说这不过是“5分钟的热度”。高一涵十分气愤，决心驳斥这种荒唐的谬论。

他奋笔疾书，写下《市民运动的研究》，5月7日刊登在《晨报》，以亲历亲见的事实，向社会介绍真实的五四运动：“据我亲眼看见，参与其事的有工人、许多商人和许多鬓发浩然的老青年。说一句老实话，这完全是市民的运动，并不（只）是学生运动。”

为了深入介绍和支持五四运动，高一涵参与编辑《每周评论》“山东问题”专号，5月11日出版。专号以《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运动》为通栏标题，用4个全版篇幅向全国人民公布真相。高一涵在第二版发表《青岛交涉失败史》，系统揭露北洋军阀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5月18日、25日和6月10日，他又参与编辑3期《每周评论》，并发表《青岛问题在欧会中的经过情形》《签字不签字的害处》《关于胶州湾和约的修正意见》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主张坚决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他大声疾呼：“愿国人快快的起来，愿国人快快的起来！”“推翻军阀反动政府，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实行国民的外交，平民的外交。”

高一涵不但刊发文章为五四运动鼓与呼，还走上街头，到市民中间散发传单。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就是高一涵帮助印刷的。一天深夜，他和陈独秀悄悄来到北河沿大街嵩祝寺旁边的印刷所，这个印刷所专门为北大印讲义，高一涵经常来，跟工人很熟悉。他亲自动手，帮助工人排版、油印。半夜1点多，一摞摞宣言才印好。

6月10日，陈独秀、高一涵来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北京城的很多文化人，下午经常到这里喝茶、会友。高一涵提前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茶桌上，用茶杯压好。客人坐到桌子旁，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高一涵见此情景，也十分高兴。

几十年后，高一涵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还为自己“在五四运动时，尚能做一个摇旗呐喊的无名小卒”而自豪。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

高一涵是中国较早关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1919年11月，他在《太平洋》杂志发表《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向国人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社会制度，一一批驳各种抨击十月革命的谬论。

有人认为俄国新政府是无政府主义，高一涵旗帜鲜明地指出：俄国是“劳、兵、农代表会议的共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绝不是无治主义的国家”。也有人认为俄国新政府是“独裁政体”，高一涵义正词严地揭示：俄国的劳、兵、农会议是“人民公举的代表”，在国内占最大多数，联合这种大多数人组织合议制的政府，是一个共和政府，绝不是什么独裁政体。还有人污蔑俄国新政府“公妻”“女子国有”，高一涵驳斥道：俄国的婚姻条例，让人自由㏿婚，承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这各种污蔑“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高一涵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较早的成员之一。1920年3月，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高一涵经常参加研究会的活动，指导研究会成员学习马克思主义。1921年11月，高一涵在北京政治研究会上讲演《共产主义历史的变迁》，号召大家详细研究实行的方法，“以使世界大放光明”。1922年5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高一涵前往讲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24年5月1日，高一涵又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演讲，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问题。

因为经常发表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高一涵上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黑名单”，被“特别照看”，军警经常跟踪他，但他毫不畏惧，继续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推动社会思想进步。

面对张东荪挑起社会主义论战，反对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反对创建共产党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高一涵坚定地站在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

思主义者阵营，发表《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的我见》，提出中国可以不经过西方资本主义，也能达到社会主义，不必把欧美的资本主义罪恶重演一遍。

与李大钊志同道合

高一涵和李大钊是老相识。1915年，在日本的李大钊读到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等文章，对高一涵的学识见解和激扬文字颇为欣赏。李大钊得知他仍然在东京，就到处察访，辗转询问半年多，终于在他租住的地方相见。两人相谈甚欢，纵谈国事，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1916年9月，高一涵应李大钊邀请来到北京。两人租住在皮库胡同一间小房子里，编辑出版《宪法公言》杂志。高一涵先后发表《省权与省长》《大总统选举法刍议》等文章，试图通过制宪的办法确立国家政治体制，实现救国理想。他们还参与地方自治法规的起草，由于受到守旧派人物阻挠，草案最终被北洋军阀政府否决。1917年年初，《宪法公言》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出完第9期之后被迫停刊。

1917年1月，章士钊在北京复刊《甲寅》，改为日刊发行。高一涵和李大钊一起，受章士钊邀请，担任《甲寅》日刊主笔。他们在朝阳门竹杆巷4号新租了一间屋同住，共同撰稿。当时正值国会审议宪法草案，高一涵㏿合政局，阐述其立宪治国思想，倡导责任内阁制，抨击军阀干政。可惜，因为6月张勋复辟，《甲寅》被迫停刊，不到半年时间，高一涵撰写多达23篇社论，其创作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他们两人在编辑《新青年》期间也是好搭档。1919年，他帮助李大钊筹划主编《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完成“专号”各篇文章的逻辑论证和完善。高一涵与李大钊多次合作，相知相助，共同倡导思想启蒙，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支持李大钊的事业。后来，李大钊从事党的活动，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两人深入交流的机会少了，但是他始终关心李大钊的安危。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李大钊被执政府卫队打伤。高一涵得知，急忙赶去探望。1926年年底，大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高一涵受李大钊影响，决心南下参加北伐。他先在上海与高语罕取得联系，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到武汉，任教于武昌中山大学，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译ༀ员会主任ༀ员。

1927年4月，李大钊英勇就义。5月22日，高一涵等人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烈士追悼大会，各界代表3000多人参加。高一涵在会上发表《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的长篇演讲，他以翔实的资料，热情讴歌了李大钊光辉的一生。报告分两次发表在5月24日、25日的汉口《民国日报》，第一次向世人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第一次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细节公之于众。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武汉陷入白色恐怖。高一涵前往上海法租界避难，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任法政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一涵曾任民盟中央ༀ员，民盟江苏省副主ༀ兼组织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ༀ员，为政协和民主党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执笔：贺月华  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