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初的一天，正值中国春节前夕，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内，李大钊与中共北京地委成员范鸿劼、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包惠 僧等人开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从晚上8点开到次日凌晨1点，终于 达成共识:接受中共中央西湖会议精神，认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 民党，建立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

(一)

说起第一次国共合作，不能不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这位老资格的社会 主义者，他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当时，为打破帝国主义围攻，苏俄 对华“输出革命”并展开多层次外交。1921年7月，马林出席中共一大，就 是这项外交战略的一环。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谈道:“维经斯基是主张联合 吴佩孚建立中国的革命事业，而马林是主张联合孙中山搞国共联合战线， 把中共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中共一大结束后，马林筹划推动国共合作。同年12月，他在共产党北 京早期组织成员、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张太雷的陪同下，由上 海经武汉前往桂林拜会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因两党实力过于悬殊，孙中山 坚持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合作。马林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

此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仅几个月，有党员百人左右，但对“大而无当 的破烂的国民党”，“认为并不是甚么可靠联合对象”。1922年3月底， 马林从国民党大本营广州回到上海。他向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实现两党合作的建议，遭到陈独秀反对。

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到应该联合国民党的是李大钊。6月，他与邓 中夏、黄日葵等人联名，向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提案，指出:“中国的国民 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 屈服......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否则“便是 间接的扶持或默认反动阶级的利益了”。

(二)

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指导下，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 中共二大，提出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沉重 压迫和国内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建设真 正的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必须组织“民 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向国民党等革命团 体发出举行联席会议的邀请。中共二大在同 国民党合作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但对采取党 内还是党外形式联合，尚存在意见分歧。

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同意了马 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马林带着“尚方宝 剑”，于8月中旬抵达上海，建议中共中央召 开特别会议，研究国共合作事宜。几天后， 李大钊也来到上海，代表中国共产党拜会了孙中山。马林向李大钊说明共产国际指示，得到李大钊的支持。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第二届执委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陈 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会 议刚开始就争论起来，对于马林的意见，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表示 反对。张国焘态度尤为激烈，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加入进去会丧失其独立性，只能建立党外联合战线。 

李大钊、张太雷支持马林的建议。李大钊解释说:第一，国民党是一个松懈的组织，共产党员很容易加入进去，从内部去改造国民党;第二，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易于行得通的办 法。陈独秀提出，国民党入党时打手模，还要宣誓服从孙中山，这种封建 帮会的做法必须取消。李大钊说，可以要求孙中山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 国民党。对于张国焘等人强调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保持独立性的主张，李大 钊也赞成。

在李大钊的耐心说服下，会议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保持党自身独立性 的前提下，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西湖会议是中国 共产党确定国共合作方针的转折点，李大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西湖会议结束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到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 山路7号)拜访孙中山。此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乱而避居上海，情绪低 落，深感“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共产 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的合作之手，促成了孙中山一生的重要转 变，他表示: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对国民党应进 行改造，热忱欢迎共产党的加入。

李大钊单独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坦率的交谈，两人“畅谈不倦，几乎 忘食”。孙中山表示，愿意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说，自己已是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党员。孙中山很诚恳地说:“这不打紧，你 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几天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人，由孙中山亲自主 盟，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成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李大钊后来追忆: “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 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 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

作为第一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共 产国际之间联络的重要纽带。孙中山从李大钊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 合作的真诚愿望和朝气蓬勃的生机活力，将共产党视为改组国民党的“新 鲜血液”。

1922年9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改组国民党问题。李大钊 参与研究国民党的改组计划。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 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 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四)

一切都在顺利地推进，这是马林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为把中国的情况 汇报给共产国际，1922年冬，马林再次返回莫斯科。1923年1月12日，共产 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要求中 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线上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国民党，但“绝对不能与它 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应马林要求，1923年2月初，李大钊与中共北京地委成员在苏联大使馆 开会，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会议开始后多数人直言:“国民党是一 个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 干部，里面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革命的因素，我 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党的纯 洁性。”

虽然中共中央已经原则上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但李大钊深 知，还需要在各地党组织和党员中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说: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负得了的，必须要加上新的血 液，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不过，如果由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恐 怕为时尚早;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 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是有可能的。李大钊一边说，马林一边记，后来孙中 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受李大钊这一主张的影响很大。

最终，中共北京地委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会议整整开了5小时，散会 时已是凌晨1点。李大钊家住石驸马大街后宅，步行回去，大家陪他走了一 段路。寒冬腊月的深夜，滴水成冰，大家胸中都像燃烧着一团火，并不觉 得冷。包惠僧曾这样回忆李大钊:“我们同他步行出东交民巷，由东长安 街经过西长安街到西单分手，他始终是精神饱满的。”

2月7日，曾经通电“保护劳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终于露出真面目， 派军警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铁路沿线主要车站开始了血腥屠杀， 其中最惨烈的是汉口江岸和长辛店。包惠僧回忆，吴佩孚“原形毕露， ‘二七’罢工失败之后，我们和维经斯基联吴的幻想才完全破灭了”。烈 士的鲜血，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绝不能孤军奋 战，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五)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正确估计孙中山的革命立 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 立。会议期间，李大钊应邀与孙中山见面，共商广东革命政府外交政策 问题。

中共三大后，李大钊被派驻北京，负责北方地区党的工作。9月，李大 钊同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国民党负责人在北京重建国民党组织，将 挂名国民党员实为军阀效劳的政客清理出去，吸收先进青年加入国民党。 仅两个月，北京地区国民党员新增1000余名，总数达到3000多名，中共党 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约占1/3。

10月，孙中山密召李大钊赴沪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任命李大钊为国 民党改组委员(共5人)之一。在沪期间，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三届一次中央 执委会议，汇报了北京地区国共合作进展情况。会后，中共中央向各地组 织发出通告，要求共产党员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立时全体加入”; 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要着手恢复和建立。李大钊真诚的态度和积极的 行动，深深影响了孙中山，他连续发表演说，强调“吾党此次改组，乃以 苏俄为模范”，以便达到革命成功。

1924年1月4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主持在京国民党员大 会，到会千余人。大会推选许宝驹、张国焘、谭克敏，加上孙中山指定的 李大钊、谭熙鸿、石瑛，共6人作为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北京代表。第二天，6位代表乘车南下，取道上海，前赴广州。在上海停留 期间，李大钊和张国焘参加中共中央会议。会议提议由李大钊、谭平山、 瞿秋白、张国焘等4人组成大会党团，领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以 便取得步调一致。

1月11日，李大钊等北京代表到达广州，住进大元帅府官舍。当晚，孙中山接见李大钊等北京代表，将他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交给代表， 征询意见。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住在东山，正忙于起草大会各种文件; 瞿秋白也住在那里，担任他的助手和翻译。鲍罗廷经常邀请李大钊去商 谈，征求意见。对于国民党一大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李大钊起到了重要 作用。

(六)

经过国共双方共同努力，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 会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还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其民族、民权、民生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 本原则是一致的，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谭平山等出席会议。孙 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指定李大钊、胡汉民等5人组成主 席团，帮助他负责领导大会的工作。李大钊还被指定担任大会宣言审查委 员、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和宣传问题审查委员，参加宣言和党章的最后审 定，是与会者中兼职最多的一个，工作极为繁重。

会上，围绕国共合作问题的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 瑞麟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以此来拒绝共产党 员加入国民党，附议者10人以上。李大钊代表出席会议的中共党员发言， 指出:“在今日经济落后沦为帝国主义下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国民革命 是我民族惟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 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他还表示:加入国民党是为贡献于国民革 命，将用工作态度和实际行动来证明。其诚恳有力的发言，得到国民党左 派和绝大多数代表的称赞和支持，大会否决方瑞麟的提案，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 

大会选举2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17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中央执行委员，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于方 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些共产党员中，有 一半来自李大钊所领导的北方党组织。

国民党一大完成了国民党改组工作，由原来混杂着官僚政客的资产 阶级政党，变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 联盟。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 革命。

李大钊从1922年8月至1924年2月，跨长江、赴上海、下广州，不辞劳 累地奔走于大江南北，为推动国共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执笔:宋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