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冬，离开9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开启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他为什么再次进京，这要从驱张运动说起。

（一）

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1919年6月3日，长沙学校罢课，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刊发文章，大力支持学生运动。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下令查封《湘江评论》，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镇压湖南爱国学生运动。

张敬尧1918年3月入湘，统治湖南的一年多，残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湖南各界控诉他纵兵劫掠、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罂粟、摧残教育等祸湘十大罪状，发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声。面对张敬尧的种种倒行逆施，毛泽东与湖南学生联合会成员酝酿驱逐张敬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19年11月16日，毛泽东组织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骨干分子重建学联，决定开展驱除张敬尧出湘的运动。

12月2日，湖南学生联合会联络各界代表，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武力镇压，当场打伤数十人，逮捕5人。张敬尧的暴行，更加激怒了湖南人民。4日，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继续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游行、演说，之后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别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6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公开发出“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同日，驱张代表团分赴各地请愿联络。一场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爆发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领导发动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12月18日，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易培基为总代表、毛泽东为学界代表的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到达北京，住进北长街的福佑寺。

毛泽东一到北京，立即四处奔走呼号，积极联络湘籍学生、议员、名流和士绅，成立“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12月24日，湖南籍旅鄂学生易礼容等人在武昌鲇鱼套车站，查获张敬尧部私运的罂粟种子45袋，每袋约100公斤。毛泽东得知后，让易礼容等携带罂粟种子、照片，来北京公布，并撰写讨伐《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檄文，向全国散发。12月28日，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在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举行，毛泽东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受邀参会的10位国会议员当场签名担保驱张，并推举熊希龄、范源濂、郭同伯3位议员面呈北洋政府总统、总理，表达驱张决心。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组织湖南辅仁学社在京成员，以及邓中夏、罗章龙、王复生等北大学生，在陶然亭慈悲庵集会，商讨驱张斗争策略。第二天，毛泽东与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名呈文总统，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罪行，指出“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

驱张代表团反复向北洋军阀政府强烈呼吁，终无效果，决定做最后请愿。1月28日上午，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带领请愿团，冒着严寒，手执旗帜，拥向新华门国务院请愿，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宅第。像这样的请愿，他们先后举行了7次，毛泽东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驱张要求。

1920年1月，毛泽东（左四）在陶然亭慈悲庵同辅仁学社成员合影

（二）

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到北京后的第四天，就同张百龄、罗宗翰等人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白天，他们外出活动，调查访问；晚上，他们伏案整理材料，编辑、撰写、油印稿件，寄发全国各大报社。

平民通讯社每月印发驱张文章150 余份，送出的稿件每期篇幅不等，多则10页，少则两三页。平民通讯社成立当天，毛泽东发表《〈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揭露湖南省矿务局局长张荣楣与张敬尧狼狈为奸，贪污受贿巨款，不惜将水口山矿产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的无耻行径，在北京《晨报》全文登载。

1919年12 月23  日，毛泽东在北大举行新闻记者会，介绍湖南发起驱 张运动的经过，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希望舆论界主持正义，刊发消息、发 表评论。平民通讯社发出的文章越来越多，驱张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北 京、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报纸纷纷登载平民通讯社的文章，发表社论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或时评予以支持，形成强大舆论压力。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身染重病的杨昌济写信给广州军政府秘书 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 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二子”指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为进一步推进驱张运动，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与彭璜率领的赴上海驱张代表团会合。在毛泽东和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和全国舆论声援之下，张敬尧的罪行逐渐昭示天下，加之直皖两派军阀的斗争日益激烈，张敬尧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6月11日晚，谭延闿率领的湘军直逼长沙，张敬尧仓皇逃离湖南。

（三）

湖南应该如何改造？中国应该如何改造？这是毛泽东在组织领导驱张运动中不断探索思考的问题。

来京之前，毛泽东草拟了一份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抵京后不久，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这一团体。1920年2月，毛泽东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回来之后兴奋地写信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毛泽东还拜访了中国新村运动倡导者之一的周作人。

驱张运动不断发展，也深刻影响着毛泽东对改造湖南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认为改造湖南问题，第一步是“去张”，第二步是“建设”。3月 12日，毛泽东致信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时任北大教授的黎锦 熙，请教“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并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 榷》，从“军政”“财政”“教育经费”“自治”等方面阐释建设湖南的 条件。他还说这些虽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 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 了”。

北京的见识和实践，使毛泽东眼界大开，他在给陶毅的信中说:“即 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 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这次北京之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宣布废止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准备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研究苏俄和十月革命成为当时的热潮。毛 泽东广泛地接触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人，多次同他们讨论赴俄留学 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问题。随着对苏俄情况的深入了解，他还参照留法勤工 俭学的办法，“写信给新民学会留在长沙的朋友们，计划组织‘赴俄勤工 俭学’”。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有兴趣，“热心地寻找和贪读了一切那时 能找到的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报”。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 到福佑寺看望毛泽东，看到他“办公桌系以一个长条香案代替，案上右边 放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案左 放着油印机和通讯稿”。当时毛泽东正在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还向自己的老师推荐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未经过深思熟虑和深刻了解，他对一些重要问题并不急于做出结论。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 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实践才能检验真理，毛泽东积极投 身对多种主义的尝试之中。

离开北京后，毛泽东到达上海，开始尝试他一度感兴趣的工读互助生 活，和几个团友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但他很快察 觉这种团体生活有无法克服的弊端，于是写信给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 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陈独秀正同李达、李汉俊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 毛泽东前去拜访陈独秀，就“湖南改造促成会”征求意见。陈独秀向他谈 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问题，多年之后毛泽东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 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 印象。”

毛泽东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但他还想做一些其他尝试。回到湖南， 他尝试湖南自治，甚至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但最终被现实打 败。11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说:“几个月来，已看透 了。”他由此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 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这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萧子升来信，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 问题。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进行俄国式的革命，在回信中提出“俄国式 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 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0年底，接到蔡和森主 张建立共产党的信后，毛泽东复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旗帜鲜明地表明对马 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两次进京，接触种种主义、种种学说，经过深入思考，最终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的终生信仰。18年后，毛泽东回忆起这段历史，不 无感慨地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 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 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 摇过。”           

(执笔:冯雪利 徐香花 曹国萍 董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