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工读”牌毛巾、袜子吗?那是1920年一批青年学生创办的 工读互助团生产的产品。虽然工读互助团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解散了， 但它背后的故事却耐人寻味，反映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在救国救民道 路上的艰辛探索。

(一)

十月革命胜利后，众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希望的目光转向俄国，社 会主义一度成为最时髦的话题。潮水般涌入的各种新思潮，也被贴上社会 主义标签，“乱花渐欲迷人眼”。

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受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影响，逐渐 萌发了在乡村建立小组织、实践新生活的愿望。很快，他又提出在城市建 立小团体、实践新生活的设想。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 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提出在城市组织工读互助团试验“新生活” 的倡议，主张“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这一倡议得到北京大学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徐彦之、罗家伦等师生的热情支持。几天后， 他们联名在北大学生刊物《新潮》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并带头 捐款。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提出:“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 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 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 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 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他们认为，组织工读 互助团，实行半工半读，可以帮助青年学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实现教育和 职业合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一时间，工读互助成为人们热议的 话题。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二)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很快就募集到千余元开办费。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北京工读互助团成员获准在北大旁听，为顺利尝试“工读生活” 提供了便利。

1919年12月底，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并依据《工读互助团简章》， 分为第一组和第二组。

第一组驻地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东城骑河楼斗鸡坑7号，最初成员有北大 学生何孟雄、章铁民等15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施存统因在《浙 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被浙江省公署和省教育厅认为是颠覆传统道 德标准的“洪水猛兽”。为躲避风头，施存统和受牵连的俞秀松、傅彬 然、周伯棣等同学一起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第一组所从事工作包 括开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英算专修馆和放映电影等，服务对象 主要是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

第二组驻地在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5号，成立之初有成员11人， 主要工作包括开办平民消费公社、补习学校、洗衣局、工厂和食堂等。平 民消费公社设在法文专修馆旁，出售《新青年》《新潮》《觉悟》等进步 刊物和图书及文具、日用品等。相对于第一组注重“工”，第二组更注重 “读”，在驻地设有图书室和研究室，以便工读互助团成员在工作之余自 修学习。

工读互助团的新生活试验，引起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缪伯英等 人的密切关注。她们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女高师校长毛邦伟的支持下，抱 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 团第三组。因为第三组全是女生，又称女子工读互助团。

1920年1月，缪伯英等人先后在北京《晨报》刊登《女子工读互助团 快成立》《吾亲爱的姊妹们曷兴乎来!》两则广告，并附有《第三组工读 互助团简章》，诚挚邀请有志女青年加入，为谋求女子独立与幸福迈出第 一步。

然而，新组建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却遭遇重重困难。广告刊出后，很 快就有20多人前往女高师咨询报名，但符合条件的很少。有一位父亲看到 简章上写着“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及教育、医药、书籍等费，均由 团体供给”，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13岁的女儿送来，以减轻家庭负担。有些想进女高师而不得的女子，听说加入第三组可以到女高师旁听，便欣然 报名，以博得“女学生”的美名，但对于工读的意义却不甚了了。有些 家庭殷实的家庭妇女听说参加工读互助团是获得妇女解放的好机会，也 报名参加，但得知必须住在团里，还要自己洗衣煮饭，每天坚持读书， 就又反悔了。第三组原计划在女高师附近租房子，但大多数房东认为租 给女学生不妥当，就故意抬高租金。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辛筹备，1920年3 月，第三组在东城东安门北河沿17号成立，主要工作是织袜、缝纫、刺 绣等。

计划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刘伯庄等10多人，因为行程推迟，便改国外工 读为国内工读，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第四组。第四组筹备时间晚于 第三组，但成立时间却早于第三组。1920年2月初，第四组在东城景山东松 公府夹道8号成立，他们创办食劳轩(寓意“自食其劳”)，售卖食品、杂 货等。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鲜明特点是:倡导经济独立，团员均脱离家庭资助， 边工作边学习，以工养学;要求各尽所能，明确规定团员每日工作项目及 工作、学习时间，鼓励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养成互助习惯;实 行公有制，团员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生活所需衣食住学等费用均由团体 供给。

(三)

工读互助团的新生活开始后，一些困难和矛盾逐渐显现出来。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放映电影业务，主要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 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地方进行。由于看电影的人很少，有时 卖的票款还不够租片费，一个多月后不得不停业。第一组洗衣业务本来就 不多，宿舍管理员为了多拿好处，还将委托他收的衣服悄悄送到洗衣局。 另外，他们所租房屋也没有适合晾晒衣服的地方，洗衣服业务没能维持多 久。由此成员之间在思想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因为讨论共产问题，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后来讨论家庭问题，退团者也有一人。”此 外，成员个人的衣服也放在一起共用，引发不少纠纷。更为关键的是，在 当时的社会，普通工人即使每天工作12小时也仅能勉强糊口，何况刚出校 门的青年学生。尽管他们一再压缩学习时间，将工作时间由4小时延长至6 小时甚至更长，仍于事无补。经济上的入不敷出、思想上的隔阂，以及在 社会上遭遇的挫折，导致第一组于1920年3月宣布解散。  

随后，第二组也因差不多的原因停止了活动。

为了避免重蹈前两组的覆辙，第三组和第四组做出了很多努力。他 们联合建了机织厂，生产“工读”牌毛巾和袜子。为扩大销路，他们还在 《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广告:

北京工读互助团三、四两组自造的毛巾、袜子出来了!他们 只取相当资金、最低工价，所以值廉物精。诸位愿试的，请到东 城马神庙东食劳轩或各国货店。商标是“工读”。

然而，坚持时间较长的第三组和第四组，也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于 1920年10月自行解散。北京工读互助团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全国范围 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带动了各地工读互助团的成立。

毛泽东参观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后，与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一 起，在上海发起成立工读互助团。南京、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类似组织。 与北京工读互助团一样，这些工读互助团存在时间都不长，有的在筹建中 夭折，有的自行解散，有的则被政府勒令关闭。

经济上的压力和能力上的薄弱，是导致工读互助团失败的两大主要原 因。工读互助团的解散，证明采用“一点一滴”的改良在当时的中国是行 不通的。一部分青年逐渐认识到:“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于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 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地不可能的。”他们认 为，“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 的改造”。

经历工读互助团的艰难探索，缪伯英、何孟雄、施存统、俞秀松等人 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逐渐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 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骨干。

(执笔:黄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