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西侧有几条细长的小胡同，老百姓叫作“老虎洞胡同”。叫着 叫着就简化了，西边的叫西老胡同，中间的叫中老胡同。当年，一些到北大 旁听的学生就租住在这里，给这老胡同带来了青春活力。1922年10月中旬， 中老胡同住进一对操着湖南口音的青年夫妇，他们就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向 导》主编蔡和森和妻子向警予。

(一)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要把这一纲 领转化为民众行动，离不开强有力的宣传动员和舆论引导。当时，党的重要 报刊如《共产党》《新青年》等，或因出版检查，或因经费不足，相继停 刊。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国共合作问题，并讨 论党的宣传工作，打算办一份日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办日报不光耗 费巨大，还容易被查封，建议办周报。党中央接受马林的建议，决定创办 《向导》周报，蔡和森任主编。  

蔡和森曾赴法勤工俭学，在法期间即“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回国后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9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并公开发行。报纸 为16开4版，报头为繁体行书“向导”及英文“The Guide Weekly”，标明每 周三出版。创刊号编排4篇文章，未分栏目。陈独秀亲自执笔创刊号宣言， 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要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反抗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但周报仅出版5期，就被上海租界工部局 查封。

中共中央在上海活动越来越困难，陈独秀曾经两次被捕。1922年8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迁往北京。此时的北京，直系军阀吴佩孚为装点 门面，支持组成所谓“好人政府”，打出“保护劳工”的旗号。中共中 央认为北京形势好于上海，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和《向导》编辑部迁到 北京。

对于北京，蔡和森并不陌生。早在1918年6月，他就受新民学会委托从 长沙来到北京，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打前站。1919年6月下旬，他带领湖南同 学到总统府所在地新华门前参与请愿示威。启程赴法前夕，他到北大图书馆 主任室，与李大钊、邓中夏、许德珩座谈并辞行。这次来到北京，蔡和森夫 妇先在中老胡同安顿下来。这条胡同里还住着何孟雄、缪伯英夫妇。两对夫 妇既是革命战友，又是湖南老乡，平时来往密切，彼此相互照应。

(二)

1922年10月18日，《向导》周报第6期在北京面世。由于匆匆迁京，仅 刊发两篇文章和三篇短评。报头处刊登的总发行所已由第5期的“上海老 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三号”变为“北京后门内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一号”。奇 怪的是，寄给编辑部的很多稿件、信件收不到。蔡和森甚为着急，百思不 解，赶紧找到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同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 罗章龙帮忙。

原来，按当时邮政总局规定，刊物要填写主编人的真实姓名、地址和 身份交邮局发行，才能收到外来函件。蔡和森希望罗章龙能做《向导》在北京总发行通讯处的代理人。11月， 罗章龙“就以罗璈阶(当时在北大 的学名)的名义，向邮局办理了《向 导》周报的发行登记手续”。从第8 期起，外地寄给周报的函件，都是由 罗章龙(第13期起改为刘伯青)转给 蔡和森的。 

《向导》周报第6期

作为初创阶段的主编，蔡和森 既为征稿、撰稿、编辑呕心沥血，又 为出版、发行和经费劳神费力。《向 导》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许多重要文 章都由蔡和森亲自撰写。罗章龙后来 回忆，蔡和森身体瘦弱，有哮喘病， 但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往往记不 起吃饭，专心专意地为革命写作...... 有时晚上写作疲倦了，他不解衣服不脱鞋，横倒在床上休息一下。没有多 久，他又一骨碌爬起来继续写作，直到天明”。在京期间“经费支绌”， “几有不支”，编辑部不得不在第15期发表启事:“凡由本报赠阅之各团 体，请将邮费(国内每期一分，国外每期三分)寄交本报发行通讯处。”

北京的形势也严峻起来。1923年初，蔡和森听闻风声，从宣武门内冰 窖胡同一处党的机关转移，暂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位于今西城区南新华 街)，住在高师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室，白天窗门紧闭，深夜才出来活 动活动。就是在这种艰难而不安定的情况下，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看书学 习，仔细地研究分析报纸上的消息，借以了解社会、政治的动态”。

高师学生楚图南被派去冰窖胡同的机关打听消息，见到一个“女佣人”，用暗语问有没有“病人”“传染不传染”的消息。回来向蔡和森汇 报，才知这位“女佣人”正是向警予。楚图南不解地问:“既然有了紧急 情况，为什么还让向警予同志一个人留在那里?”蔡和森从容地回答: “向警予同志暂留在那里，可以通知和掩护不知情况的同志及时躲避和转 移，她熟悉情况，所以留下来，做好善后。”

(三)

中共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意义重大，但真正让国人接受 绝非易事。北大教授胡适在《努力》周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嘲笑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封建军阀背后站着帝国主义”的论断“很像乡下人谈 海外奇闻”。张国焘在《向导》发表文章，据理驳斥，一针见血地指出: “像这样为英美帝国主义辩护的文章，似乎比美国每年花上三千万银子雇 派许多牧师、记者、侦探、顾问、学者等向我们所做的亲美宣传，还更明 显而且有力，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对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如同列宁嘲笑它为“泥足巨人”一样， 蔡和森称之为“纸老虎”。他在《向导》第13期发表的《革命中的希腊》 一文中指出:“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打倒帝国主义” 的口号，也是蔡和森在《向导》首先提出来的。

在北京期间，《向导》共编发15期(第6—20期)，刊载各类文章123 篇，主要是时事政治和短评，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丑恶嘴脸，宣 传国际共运和国民革命的理论实践，分析国内外政局的实质，号召人民起 来抗争。其中，陈独秀、张国焘、高君宇各发表10多篇。蔡和森仅以“和 森”为名发表的就有34篇。向警予也时常为《向导》撰稿，经蔡和森修改 后以“振宇”为名发表，计有17篇。为了革命工作，夫妇俩把仅几个月大的女儿送回了湖南老家。 

1923年2月7日，吴佩孚撕下“好人政府”的伪装，摘掉“保护劳工”的面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这一天，《向导》第19期出版，发 表陈独秀的时事短评《为自由而战!》。20天之后，第20期才得以出版， 上面刊发《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和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二七大屠杀的经过》，重申“惟有共产党是真正保护 劳工为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发出“打倒军阀!工人的自由团结万 岁!”的时代强音。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机关被迫撤离北京， 《向导》编辑部也随之迁走。4月18日，第21期在广州出版。

虽然《向导》编辑部在北京时间不长，却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位读 者来信说，在“黑云密布的中国”，《向导》是“微微的灯光”，为支 持办报，他愿意将“每月十余元的薪水按月一元供给贵报”。同年12月17 日，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举行民意测验，问“现在中国的‘日刊’‘周 刊’，你最爱看哪种”，答者以学界和市民为主，《向导》得票名列 榜首。

《向导》在中国内地大中城市和香港，以及巴黎、东京等地设有30多 个分销处，发行量最高时达10万份。1927年7月18日，因国民党叛变革命， 《向导》出版201期后被迫停刊。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担任《向 导》主编，共刊文1490篇，累计346万字。《向导》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 的党报党刊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推动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黑暗中国的“一线曙光”。

(执笔:宋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