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院内，曾经有两株茁壮的海棠树，是百年前李大钊携全家入住后亲手栽种的。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海棠树依旧随风摇曳，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

李大钊和黄裕培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的同班同学，也是交往深厚、知根知底的朋友。1920年春天，李大钊从黄裕培、马实华夫妇那里租下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今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一所三合院。8月下旬，他回家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休假，返京后携家人住进35号院，这也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

35号院分南、北两个院落，李大钊一家住北边院子，地处曲折的胡同中段，环境非常幽静。大门开在西北角，正房三间带东西耳房、东西厢房各三间。李大钊夫妇住在北房东屋，中间堂屋是餐厅，西屋是孩子们读书的地方。长女星华住西耳房，次女炎华、次子光华、小女儿钟华先后住过东耳房。

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兼会客室，三间合成一个大通间，北、西、南三面靠墙摆着4个大书柜，西墙边是一架黑色踩踏式旧风琴，东面窗户下是一张大写字台。东厢房北屋由长子葆华居住，南侧两间相通，是专门为学生、朋友和党内同志准备的客房。

（二）

1916年，李大钊留日归来，受聘北京大学。妻子赵纫兰是识字不多的乡下小脚妇女，且年长李大钊近6岁，初到北京时，不少客人把她错认为保姆。在外人眼里，李大钊夫妇不太般配，曾有人劝李大钊将“糟糠之妻”下堂。李大钊说：我祖父年迈，只赖妻子在家服侍。我留学所需学费，也都是她辛苦经营、典当挪借而来，实属不易。他对妻子赵纫兰心怀感激，觉得“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他还撰文指出：“牺牲的精神便是爱”；“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他认为：“一夫一妻之制，古来最尚，有百年偕老之格言，最属难得！”

李大钊夫人赵纫兰

赵纫兰温良宽厚、持家勤俭。从妻子身上，李大钊看到了中国妇女“平和、优美、慈爱”的优良品格，感受到夫妻感情真挚对子女教育、家庭和睦的重要性。他亲切地称呼妻子为“三姐”或“兰姐”。在他的耐心帮助下，赵纫兰开始识字，逐渐从阅读报刊、写简单信件，到能读《红楼梦》。回到家里，李大钊帮妻子做饭、照料孩子，没有一点儿教授的架子。家里来人很多，无论名人到访，还是客人光临，李大钊都会把妻子请出来见面介绍。见面前，他让妻子换上合适的衣服，帮她扣好扣子、拉平衣襟。客人们看到这位缠着小脚的夫人受到大名鼎鼎北大教授如此关爱，都十分感动。

夫妻二人相敬相爱，琴瑟和谐，共同肩负起家庭的重担。

（三）

李大钊是一个温厚的丈夫，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平时，他回到家，总是先和孩子们亲热一番；紧张工作之余，他和孩子们一起下棋、唱歌、做游戏，教他们写字，给他们讲故事，院子里经常飘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书房西墙边的那架黑色踩踏式旧风琴，是李大钊从旧货市场淘来的。 他用抹布把风琴擦得锃亮，演奏起来孩子们便围在旁边学唱歌曲。他对女 儿星华说：“星儿，你先给我演唱一支《小动物》吧！”星华比手画脚地 唱了一遍，问：“这是我小时候唱的歌，现在我长大了，为什么还让我唱 它呀？”李大钊慈祥地说：“你不是说小的东西很可爱吗？童年时代的歌 曲，听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李大钊接着问：“你们现在还学了一些什么歌呀？唱一支你们喜欢的给我听听。”

正在孔德学校读书的葆华、星华嘹亮地唱起了《校歌》：“啊，我们 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远是青春的花园，你永远是美丽的 王国……”

李大钊听后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臭水沟，我天天 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怎么能说是孩子们的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 呢？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要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还可以讲得 通。”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有一天，伴着窗外的雨声，李大钊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了一段。停下来后，他告诉孩子们：“不能唱得声音太高了，让大街上的警察、暗探听见，是会给我们添麻烦的。”他耐心地教，孩子们专心地学，很快就学会了。他又跟孩子们一起唱了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为了帮助孩子们理解《国际歌》，李大钊给他们讲了家乡一个“东邻爹”的故事：每年冬天，天不亮，就听见老伯的老伴喊道：“东邻爹！该走了！东邻爹！快起来背窑去！”老伯起来就走了。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忙来忙去，可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听着听着，孩子们陷入了沉思。李大钊告诉孩子们：“他们现在没吃没喝，受苦受罪，将来觉悟了，翻身了，就是世界的主人。那些不劳动、只知道享受、压榨劳动者的人，就是剥削别人劳动果实的寄生虫。”

（四）

李大钊家离北大红楼五六公里，他每天走路上下班。家里没有请用人，家务大多由夫人赵纫兰操持。李大钊作为北大教授，加上兼职一个月近300块大洋的收入，但日子却过得紧紧巴巴，他的工资都去哪儿了呢？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时，缺少经费，李大钊每月捐出薪俸80元，用于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也是李大钊帮助四处筹措，解决经费困难。1919年，工读互助团成立时，《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上显示，李大钊捐现洋10元。1920年5月5日，他又为家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筹办女子学校捐出20元。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所需经费大多由李大钊筹措，他带头捐款，其他成员也向他学习，从自己的工资或助学津贴中拿出一部分捐献给组织。但由于工作发展迅速，很多时候经费仍然捉襟见肘。一次，召开北方会议资金周转困难，他东挪西借独自支撑，甚至张罗贷款。罗章龙知道后，不得已告诉了陈独秀，才最终解决。事后，李大钊还抱歉地说道：“此等事本不应该向陈先生说，使他分心很不合适的。”

李大钊乐善好施，常常救济别人。他只要手头有钱，谁急需就给谁，给了钱往往还叮嘱一句：“以后有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如果手里没钱，他就写个借条让人到北大会计室领取，发工资的时候再让会计人员把借的钱扣除。刘仁静家境贫寒，李大钊两次垫付和担保他的学宿费。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存有一张李大钊亲笔字据：“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北京大学档案馆也存有一张学宿费担保凭证：“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君学宿等费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此上会计课。李大钊。”像这样接受过李大钊接济的贫困学生，还有曹靖华、乌兰夫等人。因此，每月发薪水的时候，李大钊领到的常常是一堆条子，拿不到多少现钱。校长蔡元培听说后，特意嘱咐会计室，把李先生薪水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

李大钊个人生活非常简朴，不抽烟、不喝酒，冬天一身灰旧棉袍，夏天一件旧布衫，忙起来顾不上吃饭，一块大饼一根大葱就能对付。这种“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贫生活，在当时北大教授中是罕见的，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朝阳大学学生张尔岩等人曾劝他要注意营养。李大钊听后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众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面对这种情况，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他说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

妻子赵纫兰过惯了紧日子，对家里的花费能省则省，对他人却慷慨解囊。一年深秋，一个要到外地工作的青年来向李大钊辞行。见他衣裳单薄，赵纫兰就把刚为大儿子葆华缝制好的棉袍送给了他。

（五）

李大钊家留宿吃住人员长年不断，他们或是来向李大钊请教的青年学生，或是来北京工作的党内同志，或是来家中开展组织活动的党员。王一知、邓中夏、瞿秋白、陈乔年、赵世炎、罗章龙、黄日葵、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张太雷、刘仁静、朱务善、陈愚生、秦德君、邓培、包惠僧等人，都在这个院子里留下了足迹。在这个栽着两株海棠树的院子里还留下了李大钊友情的佳话。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李大钊因向《甲寅》杂志投稿，与章士钊结缘。回国后，两人虽政见日渐不同，但始终关系友善，两家交往甚密。1917年11月，章士钊向蔡元培、陈独秀推荐李大钊接替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很敬重李大钊，聘请他为儿子讲授社会学，并认李大钊的长女星华为干女儿。一天，吴弱男向李大钊提出，求赠条幅以做纪念。李大钊当即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后来，李大钊又将自己的一帧照片题字赠予吴弱男，希望她走出来参与妇女解放运动。

白眉初是李大钊的同乡，也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结识的一位忘年交，两人情同手足。迁居北京后，两家人来往密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经常到南方从事革命活动，白眉初就尽力帮他照顾赵纫兰和孩子们。1923年冬天，李大钊到上海筹划改组国民党工作，并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24年1月，他又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忙得春节都无法回京。这期间，北洋军阀政府对李大钊的家人经常进行骚扰，先是派人闯进李大钊的书房搜查，再把一条恶犬放进院中乱窜伤人，到后来每天天一黑就派人在房顶上走来走去，踩得瓦片哗哗响，并向院内扔石头。全家人被闹得不得安宁，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白眉初夫妇不避危险，时常来安慰赵纫兰和孩子们，还让大儿子白汝成帮助李家护院，共渡难关。赵纫兰唯恐孩子们受到伤害，春节前，在白眉初、赵晓峰等人帮助下，搬到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居住。

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内居住近4年。在此期间，李大钊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领导北方地区工人运动，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时光流逝，世事变迁。李大钊当年种下的两株海棠树虽然不见了踪影，但如今院内新植的两株海棠树枝繁叶茂，昭示着一种精神传承……

（执笔：徐香花　冯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