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有两间被称为“亢慕义斋”的房子。近百年 前,这里收藏有100余种中、德、法、英、俄等版本的马列主义书籍,现在 北京大学校史馆还陈列着几本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字样的图书。“亢慕 义斋”是谁的“书斋”?又有何寓意呢?
(一)
早在1918年,李大钊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开始组织研究马克思 主义的团体。为了避免引起当局注意,他们将这个团体定名为“马尔格士学 说研究会”。因为当时有人将“马克思”译为“马尔格时(士)”,与英国 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音相似。起个容易混淆的名字,以便必要时 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起初,这个团体组织比 较松散,也不太正规,在李大钊的带动下,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同 学,聚集在一起读书研究、讨论问题。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成为青年学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沙滩北大红 楼李大钊办公室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会聚场所。“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 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与邓 中夏、高君宇等人经过酝酿和讨论,决定秘密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 体,名字就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研究会处于秘密状态,影响有限。于是他们决定争取合法地位,至少 要争取在北大公开,扩大影响。罗章龙等同学先找校长办公室秘书和《北京大学日刊》编辑,通过他们再争取校长支持。
一次,校长蔡元培在学校讲授宗教问题,罗章龙等人负责记录,他们事先研读了一些参考书籍以便熟悉相关内容。由于记录做得深入浅出、平 实易懂,蔡校长看后非常满意,加深了对这些学生的印象。从此,他们和 校长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几天后,罗章龙带着拟好的研究会启事找到校 长,希望他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发。蔡校长不仅答应了这一请求, 还表示将出席研究会成立大会。
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发了一则《发起马克斯学说研 究会启事》:“本会叫作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 为目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北京大学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它是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发起人 共有19人,其中党员、团员有16人,占84%。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员几乎 都是这个研究会的重要成员。考虑到李大钊的身份和影响,未将他列入研 究会发起人名单。
1921年底,学会在北大会议厅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出席并讲话,此时 会员增至四五十人。会上选出范鸿劼等7人组成的干事会,推选罗章龙担任 书记,干事会对外发布公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一年后,会员达200 余人。
(二)
研究会成立后,迫切需要活动场所。罗章龙出面找到校长,寻求支 持。蔡校长顶住一些人反对的压力,同意在北大西斋为研究会拨两间房 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随即,研究会进入位于景山东街马神 庙的北大二院办公。
他们给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房子起名为“亢慕义斋”,其中“亢慕 义”是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亢慕义斋”即 “共产主义小室”。为起这个名字,北大青年学子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这个“小室”把北大校内外向往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联系在一起。在这 里,他们阅读马克思著作,研究马克思理论,眼界为之大开。
“亢慕义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从一本外国画报上剪下来的马克思头 像,像的两边张贴一副研究会成员宋天放手书的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 南方兼有北方强。对联虽然不符合传统对仗要求,却凝聚了陈独秀、李大 钊两位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思想与实践。
上联出自陈独秀1919年6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研究室与监 狱》:“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 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 的生活。”下联则是引用《礼记·中庸》的典故:“子路问强。子曰: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 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李大 钊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研究会成员则誉李大钊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加 上北方之强,互为补充,团结协作,同心同德。
“亢慕义斋”墙上还贴有一张“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条幅,非常 醒目,是对北大当时校内斗争的一种反映。当时的北大,新旧思想矛盾集 中: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 守旧、复古思想其势尤炽,唯心主义、宗教思想相当活跃。研究老子、庄 子思想的人很多,而一些留英、留日、留美归来的教授们则将西方各种流 派带了回来,各种学派五花八门。“亢慕义斋”希望在破旧中立新,研究 宣传马克思主义。
搜集马克思主义图书,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亢慕 义斋”的藏书一部分是会员购买的。研究会成立之时,会员便集资120元, 先购买了英、德、法3种文字的马克思全集各一套,之后采取会员个人自 由捐赠书款、分派会员外出采购的办法,采购原著。另外一部分是北京大 学图书馆转赠和共产国际代表捎来或寄来的。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1922年初“亢慕义斋”已拥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 余种。至4月,已有英文书籍70余种,德文书籍七八种。还有《共产党》 《先驱》《新青年》《劳动周刊》等中文杂志。“亢慕义斋”成为中国最 早收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图书室。
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部分藏书
“亢慕义斋”所藏图书对毛泽东等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了关键作 用。1920年前后,毛泽东在北京领导驱张运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 罗章龙等人来往频繁,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书刊。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 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曾说,他在北京“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 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藏的《共产党宣 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罗章龙后来也回忆说,毛泽东第 二次进京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等图书。
(三)
“亢慕义斋”既是学习讨论室,也是编辑翻译室。会员们一起学习马 克思主义、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也组织一些讲演活动。
研究会的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3个翻译组。英文组成员有高 君宇、范鸿劼、李骏、刘伯清,德文组有李梅羹、王有德、罗章龙、商章孙、宋天放,法文组有王复生、王茂生。
经典著作翻译起来绝非易事,这些青年学生翻译作品时,先反复通读原著,甚至将一些精辟段落背下来,对于不懂的地方大家集体研究。翻译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遇到了困难,《共产党宣言》开篇语“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觉得“幽灵”两字不太好,在中文 里有贬义,含“鬼怪”之义。同样,“徘徊”有贬义,没有指明方向。于 是,他们就在旁边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 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有时候,说明文字比正 文都多。德文组还翻译过《资本论》第一卷,这本书很难理解和翻译,他 们就请德文老师讲解。德文老师认得文字,但不懂意思,他们又找到经济 学老师,参照翻译稿再加以诠释。
他们编译的有康慕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马克思主义丛书、列宁 丛书等。1923年,在人民出版社(广州昌兴新街26号)通告中,列出该社 编译的48种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出自“亢慕义斋”的有24种。
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研究会成员还结合国情开展专题研究。 研究会成立之初,设有“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 研究”等特别研究小组。后固定分设“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 值”等10个研究小组。按照会员志趣,实行自由结合、固定分组、专题研 究。研究会还把几个英文程度不高的会员组成《共产党宣言》的“特别 研究组”,一起读《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既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学习 英文。
每周六晚上,研究会都在“亢慕义斋”举行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演 讲会。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带头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公开演讲,参 会人员认真听讲,很多人都做了笔记。研究会发起人黄绍谷根据李大钊的 演讲整理了一份笔记,在2月21日至23日的北京《晨报》上连载,扩大了研 究会的影响。演讲会也有很多会外人士参与,引起很大社会反响。李大钊 还与胡适、张东荪等人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展开辩论,吸引了很多校内外师生。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解答问题,说明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
“亢慕义斋”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斋”,是中国进步 知识分子最早系统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很多人在这里确定了 共产主义信仰。红色书斋渗透着红色基因,蕴含着初心使命,绽放出绚丽 多彩的思想光芒。
(执笔:冯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