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盛传的一首嵌名诗，诗中“北李”指的是 李大钊，笔名孤松，“南陈”则指陈独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将他们联 系在一起，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热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系统宣 传马克思主义，筹建党的早期组织，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 佳话。

(一)

1914年11月的一天，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翻看章士钊主 办的《甲寅》杂志，被一篇署名“独秀”、题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 章所吸引。这时陈独秀也在日本留学，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国人无爱 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呜呼!”李大钊觉得文章思想深邃，结构严谨，文笔洗练，通篇充满了对 黑暗中国的强烈愤懑和沉重忧患，但也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于是挥笔写 下《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呼吁国人不要放弃爱国信念，“求一可爱之 国家而爱之”。 

1915年夏天，陈独秀怀着一腔热血回到祖国，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引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烽火。日本对中国的 侵略日渐加深，国内的形势也越发严峻。翌年5月，尚未毕业的李大钊为反 帝讨袁毅然回到祖国，担任北京《晨钟报》主编，刊发了大量宣传民主与 科学的文章，一刊一报遥相呼应。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以后，为了整顿校风、延揽人才，相继聘请陈 独秀、李大钊入职北大，一个担任文科学长，一个担任图书馆主任。共事 期间，陈独秀“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二人接触频繁。与陈独秀一同 北上的还有《新青年》编辑部，李大钊积极撰稿，发表《青春》等文章， 《新青年》成了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后来他们还共同创办《每周 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将思想文化斗争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 来，推动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给李大钊带来思想上的巨大震撼。经过深入研究 和思考，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 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情讴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使 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此时， 李大钊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通过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局势，深刻认识到所 谓的“公理战胜强权”只是一句空话。他在对俄国十月革命重新审视后发 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 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1919年4月， 《每周评论》还选登了《共产党宣言》。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的大力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 传播。

(二)

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遭到反动军阀政府残酷镇压，近千名学生 被捕入狱。为揭露反动军阀政府的罪恶行径和营救被捕学生，1919年6月9 日晚，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提出5项要求: 

(1)对日外交，不抛 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 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 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 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 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 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 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 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 会言论自由权。

《北京市民宣言》

宣言起草后，按李大钊建议，当晚送到嵩祝寺旁边的一个专为北京大 学印制讲义的小印刷厂秘密印刷。

陈独秀想试探一下市民对宣言的反应，就和高一涵等来到中央公园来 今雨轩散发传单。看着人们争相阅读，陈独秀很受鼓舞。6月11日晚，陈独秀等人前往香厂路新世界商场五层，拿出传单往下扔，只见5层屋顶花园 走出一个人来，向他索要传单。陈独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递过去，那人一 看，马上说:“就是这个。”话音刚落，早已埋伏好的密探冲上去将陈独 秀逮捕，押往警署。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引起全国震惊，社会各界纷纷发电、致 函，强烈要求释放他。李大钊积极参与营救，不仅发表《是谁夺了我们的 光明》一文，表达对陈独秀的敬意，还通过《每周评论》向外界披露当局 的暴行，营造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于社会各方面压力，9月16日，陈独秀获 释。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李大钊特别创作了《欢迎独秀出狱》的新诗3首， 其中一首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

(三)

陈独秀虽然出狱了，但反动军阀政府对他一直盯得很紧，严令他“不 得擅自离京”。为了宣传救国救民的主张，陈独秀不顾禁令，于1920年1 月底离开北京到上海筹办西南大学，并转道武汉发表演讲，2月7日晚乘车 北归。京师警察厅早已在他家附近布好了军警，陈独秀意识到危险几次躲 藏，后找到李大钊商议对策，李大钊决定送他出京，先由唐山到天津，再 中转去上海。

这年2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凌晨，一辆带篷的骡车，从朝阳门急匆匆驶 出。车上坐着两个人，车篷里的一位，头戴毡帽，身穿棉袍，看上去像个 掌柜;坐在车篷前端的这位，脸庞微胖，八字胡须，戴着宽边眼镜，像个账房先生。掌柜模样的就是陈独秀，账房先生模样的则是李大钊。一路上 风尘仆仆，他们在篷车上就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进行深入交流，由此留 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李大钊送陈独秀离京具体时间尚无确论。但据北洋政府密探一份汇报 材料记载:“查于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此外， 2月14日，陈独秀在致函警察总监吴炳湘的信中写道:“日前接此间友人 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由 此，可以推测出陈独秀离京的大概时间。

陈独秀和李大钊分手后，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紧锣密鼓地筹备党的创建 工作。

1920年3月，李大钊等人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 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积极研究传播马 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理论、思想及组织上的准备。俄共 (布)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后，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6月，陈 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陈独秀寓所召开会议，决 定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就党的名称问 题，陈独秀写信向李大钊征求意见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 共产主义者外，还有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 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 叫共产党?李大钊经过慎重考虑，建议将党的名称定为“共产党”，陈独 秀采纳了他的建议。

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通过张国焘将上海的情况转 告李大钊，“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 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 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随后回复: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 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由此形成以北京和上海两 地遥相呼应的建党之势。

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全国各地及海外进步知识分子群 起响应，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及旅日、旅法等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 立，使得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共一大召开创造了先决条件。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大事变深刻改 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执笔:方东杰 武凌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