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27日这天，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办公室里异常热闹。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人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每人掏出5块大洋凑到一起。原来，他们是在商议创办《每周评论》，并筹措办刊经费。

（一）

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抱着“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的志向，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为延揽作者，陈独秀与同人达成君子协定：不谈政治，从思想文化入手改造国民，以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革命改变国民精神、唤醒国民觉悟，由立人而立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密切关注国内外局势，渴望读到最新的消息、最前沿的评论。然而，作为月刊的《新青年》，不能及时对局势深刻地反映。于是，陈独秀有了新的想法：既然《新青年》不能谈政治，那就另办新的刊物，以“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方式报道时事、分析时局，借助民众的政治热情，推动国内政局的改变。

在商议创办《每周评论》的聚会中，大家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编辑所自然设在他的办公室，其他人为周刊“撰述”。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便是印刷厂，《每周评论》就在这里印刷。位于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的安徽泾县会馆，本是安徽泾县籍官员、科举士子居住聚会之所，陈独秀凭借安徽同乡的关系，将这里作为发行所。

《每周评论》

当时流行起笔名，以体现作者的思想追求和政治主张。“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陈独秀从清代赵翼的诗句中得到灵感，取笔名为“只眼”，意在开创全新的视角和观点。李大钊则用“守常”“明明”等笔名，其他还有周作人取笔名“仲密”，高一涵取笔名“涵庐”等，他们共同为《每周评论》撰写文章。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面世。这是一份4开4版的小型刊物，每周日出版。栏目聚焦时政，开设了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等10多个栏目，每期至少刊发5个栏目的文章。除正张外，有时还就重大事件增设“特别附录”一张，随刊赠送。

（二）

《每周评论》敏锐捕捉世界革命发展形势，刊登了不少反映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揭露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消息，还致力于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为迎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元旦，1919年1月5日，《每周评论》第3期刊发李大钊《新纪元》一文。文中说：

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轫，才能配称新纪元……

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果然，这一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印证了李大钊敏锐、有预见性的眼光。

新纪元呼唤着新思想。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期《名著》栏目，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部分关于纲领的一段内容，并加按语：“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每周评论》还专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银行法等，宣传社会主义俄国的新气象。办刊过程中，陈独秀经历了从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到同情，进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并影响了一批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局势，成为国内舆论界关注的焦点。而焦点中的焦点，就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开幕前后，中国民众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希冀之中，热烈盼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这是陈独秀撰写的《每周评论》发刊词开篇语，他将刊物的宗旨概括为八个字：“主张公理，反对强权。”

明确了宗旨，《每周评论》就着力聚焦报道巴黎和会，立足事实，配以犀利的评论。1919年4月，《国外大事述评》栏目中《意大利力争富姆海港》一文报道：巴黎传来消息，不把富姆海港划给意大利，他们就退出和会。《对德讲和条件大概》一文则列出对德讲和“顶要紧”的6类22项条件。《国内大事述评》栏目中《外交上的种种噩耗》一文，报道了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危机、各委员会的态度、中国提案搁置的原因等。

随着巴黎和会会程的进展，列强以“公理”掩盖强权的真面目逐渐暴露，爱国知识分子深感失望。《每周评论》成为旗帜鲜明抨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舆论平台，在众多报刊中发挥了先导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文，痛斥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指出要想求得世界和平，人类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四）

1919年5月，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正义要求的消息传回国内，激怒了北京各高校爱国学生，五四运动就此爆发。《每周评论》积极参与其中，刊发大量时政评论，声援学生运动，引领舆论与潮流。

运动爆发当天，《每周评论》第20期《国内大事述评》栏目，一面报道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狡诈态度，一面披露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电令和会代表“对于山东问题，不要坚持到底”的消息，向民众揭露卖国贼的真面目。从第21期开始，《每周评论》特辟《山东问题》专栏，连续5期详细报道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后果，发表评论引导群众的爱国斗争。

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痛批美国总统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像这样的平和会议，那有丝毫价值！……你自己的主张计画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文章最后号召：“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严峻形势面前，陈独秀改变了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推崇，更加认同社会主义革命。他在第23期上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以巴黎和会上中国的遭遇为例，说明暴力革命的正当性：“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赳赳地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

鲜为人知的是，首先阐述“五四运动精神”的文章也刊发于《每周评论》。5月26日，第23期刊发一篇署名“毅”的文章，即为《五四运动的精神》：

什么叫做“五四运动”呢？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大家不可忘了！

笔名“毅”的作者是谁呢？他就是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的北大学生罗家伦。他的文章总结了五四运动的“三种真精神”，这就是在关系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

（五）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刊物其他同人也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密监视。胡适躲进北京饭店，幸未被捕。7月，胡适编辑《每周评论》第31期时，借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鼓吹社会改良主义：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胡适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地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由此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李大钊在第35期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评胡适的言论。他旗帜鲜明地主张：“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初步阐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的思想。

随后，胡适又在第36期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他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刚刚在8月31日第37期排版，《每周评论》就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了。

《每周评论》尽管只存在了8个月，但在北京的发行总量就达5万份。受《每周评论》影响，全国各地相继出版了一批类似的时事评述性周刊，如长沙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浙江的《钱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等。

《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时值政治局势剧 变，它敏锐地捕捉到思想革命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契机，揭露帝国主义列 强的伪装和反动军阀卖国求荣的本来面目，唤起民众觉悟。它通过问题与 主义的论争，批判改良主义思潮，让马列主义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一条 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日渐清晰起来。

（执笔：祁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