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以北魏染胡同30号(今35号)，是一幢西洋 风格的灰色砖体二层小楼，西向正门门额上方镌刻着三个遒劲有力的行楷 大字“京报馆”，落款“振青题”。这就是百年前被誉为“京城第一报” 的京报馆旧址。

(一)

1916年8月，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邵飘萍眼见中国政局被帝国主义操控的 现实，激愤地写道:“北京之报纸，几无重要有系统之新闻，愚以为他国人在 我国有通讯社，率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颇以为耻，乃首创华人自办之通讯 社。”他说的“自办之通讯社”，就是北京新闻编译社，它的出现使北京新 闻业的面貌为之一新。

创办编译社两年后，1918年10月5日，凝结着邵飘萍心血的《京报》 在前门外三眼井胡同问世。创刊号《本报因何而出世乎》开宗明义提 出:“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接着 进一步阐明:“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今则必须国民共 起，志同道合，协力以除之。”而“除之”的方式之一，邵飘萍认为 就是把《京报》办成“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

《京报》参照日本和京沪各大报设计，日出两大张，分4个版面: 一、四版为广告，二版有评论、特别记载、国内外要闻诸栏，三版为各省 新闻、北京琐闻、政府命令等。

创办伊始，京报馆规模很小，人手不多，办公设备更是简陋。邵飘萍向 同人表示:因个人力薄，为经费所困，这个地方并不完全满意，等待日后再 图发展。因为自己没有印刷厂，《京报》只好委托他人代为印刷发行。为 改善办公条件，不久，报馆搬迁至南新华街邻近琉璃厂的小沙土园21号。

邵飘萍主张《京报》应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锐利武器。他亲自手书“铁肩 辣手”四个大字，悬于《京报》编辑室。“铁肩”承担社会公义，“辣手” 书写社会真相，勉励同人身处险恶政治环境要敢于秉笔直书、宣达民意。

邵飘萍亲手写下的“铁肩辣手”

《京报》为民众发声，针砭时弊，笔锋犀利，问世一个月，销量就从 300余份增加到4000份，迅速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直追《申报》。半 年后，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等地都设立了代销处。两年后， 在天津和杭州设立分馆。邵飘萍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总结道:“顺 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 持论之精神。”

(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京报》先后发表《外交失败第一幕》《速 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等文章，揭发北洋军阀政府要员曹汝霖、陆 宗舆、章宗祥等人卖国罪行，声援学生爱国运动。《京报》的正义之举惹 怒了北洋政府安福系政客集团，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

8月22日，北洋政府安福系派军警查封《京报》，逮捕了主编潘公弼。 社长邵飘萍提前得到消息，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北洋军阀政府以“扰 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等罪名，照会公使引渡，并全国通缉邵飘萍。 在友人帮助下，邵飘萍秘密潜往丰台，乔装成工人，乘火车前往天津，被 迫流亡日本。《京报》第一次被查封了。

邵飘萍不忘肩负的使命，在日本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十月革 命之后的俄国社会状况，将研究心得写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 俄国之研究》。1920年，这两部著作先后在国内出版，引发强烈社会反 响。邵飘萍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1920年7月，北洋政府安福系集团因直皖战争失败垮台，邵飘萍闻讯后 辞去朝日新闻社编务工作，返回北京复刊《京报》。他四处奔走，筹集资 金、购置设备，选址城南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以北的魏染胡同，筹建《京 报》办公楼。

邵飘萍聘请好友吴定九全面负责办公楼的实地勘测、画图设计、材料 施工等工作。新办公楼是一座日式二层小洋楼，灰色砖体结构，楼下是营 业部、传达室等，楼上是编辑部、经理室等。9月17日，《京报》正式复 刊，邵飘萍在印有新馆照片的明信片上书写“京报馆新建之编辑部飘萍敬 赠”的字样，分送各方，以扩大《京报》的影响。

办公楼建好后，邵飘萍题写“京报馆”，请人镌刻在西向正门门额上 方，以红漆勾涂。在京报馆对面，自办昭明印刷厂，有住房、校对室、印 刷间、铅字房、铸字房等20余间，有印制号外、名片、信纸、信封的小机 器，工人达三四十人。印刷厂里建了地下印刷室，平时不用，只有印密件 时才使用。除了依托报刊发行处，京报馆还组织了“自办发行”队伍，购 买了10多辆自行车，雇用工人分送报纸。《京报》发行量近6000份，成为 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报”。

(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邵飘萍与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党组织密切联系，积 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工人运动。

1922年3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领导发起了“专以解除宗教羁绊， 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的“非宗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 进行文化侵略。5月，由中共北大党支部主持与组织的“非宗教大同盟”， 准备出版《非宗教论》一书，选入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等人的33篇文 章。除文章外，还刊登8英寸铜版肖像34幅，另附全国分省宗教“教毒”地 图、总图2幅。《京报》不畏风险，顶着来自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当 局的巨大压力，让报馆的昭明印刷厂协助承印。为了从经济上资助《非宗 教论》一书的出版和发行，邵飘萍采用支付广告费的方式，捐助了很多纸 张，印刷也是按成本价计算。“当时铜版印刷价格昂贵，费用均由京报馆 一身担承，他提供的资助是最多的。”

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撕掉“保护劳工”的假面 具，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实施血腥镇压，制造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为 揭露反动军阀的暴行，《京报》先后刊发《京汉路工人昨起大罢工》《昨 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等消息，冒着再次被查封的风险，从舆论和道义上给予罢工斗争以有力支持。 

罗章龙、高君宇等人秘密编写了《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小册子，在 北京大学地下室印刷厂秘密印制，因发行数量激增，人力物力不足，就求助 《京报》。邵飘萍立即给予全力支持，使《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得以发行数万册。罗章龙、高君宇等人称赞:“《京报》对革命工作雪中送炭!”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后，《京报》便以广告形式刊登 《向导》每一期的目录，并热情评介。如1923年3月18日的广告为:“马克思派们，陈独秀们所办的《向导》周报二十期来京了!目录如下......” 

1923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京报》公开推出北大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编辑的《纪念马克思特刊》，用4版篇幅刊出马克思和夫 人燕妮的照片，以及《马克思传》《马克思著作史》《马克思纪念日的感想》等文章。 

为引起广大读者对特刊的重视，《京报》第二版广告栏显著位置刊登《本报编辑部特启》:“阅者大注意:今日为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氏之纪念 日，本报承研究马克思学说各团体之赞助，发行特刊一大张，随报附送，不另 加价(本报今日三大张)，倘有遗失，请向送报(者)索阅为荷。”担心读 者忽视这张特刊，又在同日第一版广告栏头条位置刊登内容较为简略的《特 启》:“阅者注意:本报今日附送马克思纪念特刊一张，不另取费。”

(四)

1925年春，经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 京报社社长身份开展革命活动。

辛辣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是《京报》的一贯风格。早在1921 年元旦，《京报》就曾刊出《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 等。1925年12月，《京报》又推出新的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特刊， 题目“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 良”等，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态度一目了然。

《京报》的辛辣让北洋军阀又恨又怕，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给邵飘 萍，企图收买和利用《京报》为自己宣传，遭到断然拒绝。邵飘萍不仅 退回了“封口费”，还在报纸上发文义正词严地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 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退还“封口费”以及公开声明，彻 底激怒了张作霖。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 赤化”的罪名杀害于天桥刑场。《京报》再遭停刊。

邵飘萍遇害后，夫人汤修慧继承其遗志竭尽全力复活《京报》。北洋 军阀政府垮台后，1928年6月12日《京报》再次复刊，汤修慧亲任京报社 社长和总经理，聘请潘劭昂任主笔。汤修慧在《京报二次复活宣言》中写 道:“京报之工作一日不中止，则飘萍先生之志愿，亘古如新，此修慧之 所以不敢辞劳避难，而又有京报第二次复活之宣言。”

《京报》延续邵飘萍关注社会和新闻真实的办报宗旨，持续揭露社会 黑暗，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1929年9月19日，《京报》刊发时评与杂文， 评击蒋介石利用召开裁军会议排斥西北军、桂系等，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记 恨。10月3日，《京报》遭查封停刊。经张学良等人斡旋，1930年4月1日《京 报》第三次复刊，汤修慧凭一己之力艰难维持。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 28日北平沦陷，《京报》被迫再次停刊。

此次停刊后的《京报》，未能复刊重生，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百年后的今天，魏染胡同30号楼门门额上“京报馆”三个行楷大 字，依旧向人们展示着《京报》人“铁肩辣手”的理想与风骨。

(执笔:鲁杨 徐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