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五四，谈到中国的革命，是绝不可以忘掉那个地方的。” 这是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3名成员之一的张申府的深情回忆。让他念念不 忘的“那个地方”，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北京共产党小组诞 生地。

(一)

北大图书馆主任室位于北大红楼一层的东南角，是个里外套间，里间 (119室)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外间(121室)是接待室。当年，对 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抱有兴趣的北大学生，都喜欢去图书馆主任室 找“李先生”讨教。发表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和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李大钊，是进步青年心目中的人生导师，他立志于创 造青春中华，总“以温和的态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关怀青年”。

张国焘回忆:“李大钊先生是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 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 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萃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 得很是认真”，“1920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 样的日益浓厚起来”。在这种氛围中，大家自然而然地谈到要建立一个组织。李大钊也常说:“我们组织要扩大，要吸收很多人，事业要求我们这 样做。”

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被北洋军阀政府监视的陈独秀离开北京，路 上两人相约筹备建党。3月，李大钊指导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组织成立北京 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4月，俄共(布)代表 维经斯基来到北大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及青年学子们座谈，认为建立 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 独秀。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指导下，北京、上海两地建党步伐明显 加快。

陈独秀是个急性子，上海方面迈的步子略快一些，而李大钊“具有 热情和信心，但工作起来又较细致谨慎，因此北京的发展工作稍缓慢了一 点”。不过，对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甚至“社会 共产党”，陈独秀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写信给北大讲师张申府，让张申府 找李大钊商议党的名称。陈独秀在北大做文科学长的时候，经常到李大钊 办公室谈编辑《新青年》的事，而张申府协助李大钊做图书馆工作，他们 互相信赖，后又共同创办《每周评论》，结成革命同志。建党之事需要秘 密进行，陈独秀在信中叮嘱张申府，“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 谈”。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 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称共产党”，并让他回信给陈独秀，“不要 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8月下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定名 为“中国共产党”。

(二)

早在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一个月前，也就是1920年7月中旬，直皖 战争一触即发，北京局势非常紧张。担心受到皖系段祺瑞执政府迫害，北 大学生张国焘前往上海暂避风头。行前李大钊叮嘱他，到上海后要看望陈 独秀先生，并面商“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

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是陈独秀在上海的家。在这里，陈独秀与张国焘 先后谈了多次。陈独秀对张国焘说: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 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天津、唐山以及东北、西北等地 区发展。8月底，张国焘回到北大，在图书馆主任室将陈独秀所谈建党主张 和计划向李大钊做了详细介绍。李大钊表示赞成，认为陈独秀“既已实际 展开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

9月中旬，英国哲学家罗素抵达上海，开始为期10个月的中国之行。 北京大学是罗素来华讲学的邀请单位之一。张申府代表学校前往上海迎接 罗素，住在陈独秀家。借此机会，张申府同陈独秀就建党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几天后，张申府回到北大红楼，将上海之行情况告知李大钊，两人一 致认为要尽快发展党员。

先发展谁呢?他们首先想到刘清扬。刘清扬早年曾参加中国同盟会， 1919年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立即投入五四爱国运动，发起成 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当选为会长。1919年8月，她作为天津代表参加赴 京请愿，被捕后坚贞不屈，抱定献身革命的决心，成为名闻京津的女中豪 杰。刘清扬的勇气和才干深得大家信任，全国学联派她去南洋宣传国内青 年的爱国斗争。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来到北京参加陶然亭“五团体会 议”，刘清扬被推举为主席，给与会的李大钊、张申府留下深刻印象。

9月间，李大钊通过张国焘写信给天津，约刘清扬到北京谈话。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张申府接待了刘清扬，提出准备吸收她入党，希 望她“成为一个妇女中的小组成员”。然而，刘清扬却没有同意。原来，张国焘正追求刘清扬，而刘清扬不喜欢他。得知发展名单中有 张国焘，刘清扬怕他借机纠缠，因而拒绝加入。不过，她表态:“我是要 坚决革命到底的，但我还不懂得共产主义，所以我必须学习懂了再入组， 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几十年后，刘清扬说拒绝加入北京共产党 小组是她“终生的遗憾”。

(三)

1920年10月，北大图书馆主任室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李大钊、 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当时取名“共产党小 组”。11月下旬，张申府启程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筹备中)任教。启程 前，三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

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

 张申府出国后，北京共产党小组只剩下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人，组织亟待扩大。于是，李大钊联系了北大学生黄凌霜等人。黄凌霜是无政府主义 者，但也标榜信仰共产主义。他和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竞 林共6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张国焘则联络北大同学刘仁 静、罗章龙，这两位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研究，欣然答应参加。小组成员 各自认领工作:李大钊负责内外联络;张国焘负责工运;黄凌霜、陈德荣 办《劳动音》周刊，负责编辑和发行;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社会主义 青年团。为解决组织活动经费困难问题，李大钊从每月工资中捐出80元。

可没过几天，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发生了严重分歧。黄凌霜等 人主张组织成员自由联合，不愿接受纪律约束，而且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李大钊等人认为，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没有纪律的队伍 就是一盘散沙。

道不同不相为谋。张国焘对此回忆，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言行，“连温 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疼”，“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 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 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一番争论后，除陈德荣外，其他5位无政府主义 者全部退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后来，张国焘代表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在中 共一大上做报告指出:“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四)

几位无政府主义者的退出，让李大钊认识到统一思想、坚定信仰对 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 不一样，它的“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赤色国家”。

为进一步充实力量、纯洁组织，李大钊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 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等人转为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 1920年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 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北京党员已发展到10余名，有李大钊、 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 张太雷、缪伯英、宋介、吴汝铭等人。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北京和全国各地相继建立的共产党早 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涓涓细流终汇成了滚滚 洪流。

(执笔:宋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