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和顾颉刚是北大西斋4号的舍友，从天津北洋大学转学的徐彦 之是他俩的邻居，三人常在一起谈天说地。191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几 个人又聚在一起，翻看着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不知哪位同学灵机 一动，提出:“老师们办了《新青年》，咱们当学生的是不是也办个杂 志呢?”

(一)

办杂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稿件可以自己撰写，但经费从何而来?大 家都是学生，即便勒紧腰带怕也凑不出几个钱。

有同学出主意:大家都是北大文科的学生，所要办的刊物又偏重文 艺，筹措经费的事先同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比较合适，而且他正在提倡新 文学，不至于碰钉子。

于是，大家推举徐彦之去见陈独秀，向他说明办刊物的想法。开始， 陈独秀有些犹豫，认为积极倡办这个刊物的傅斯年是黄侃的门生，黄侃又 反对新文学，他会不会是“那方面”派来的“间谍”呢?后来经胡适作 保，陈独秀才表态同意:“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 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

经费有了着落，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几个学生便紧锣密鼓地投 入到刊物的筹备工作中。俞平伯、张申府、高元等同学听说后，也加入进 来。10月13日，大家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研究办个什么样的杂志。最终确定 了三个标准: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杂志的名字，罗家伦 提出叫“新潮”，徐彦之建议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译为“文艺复 兴”。最后，大家同意名称中英文含义有区别，杂志中文名为《新潮》，下 书英文名The Renaissance。考虑到学生有寒暑假，杂志每年出版10期。

11月19日，成员已发展到21人。随后召开第二次预备会，编辑部推选 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罗家伦为编辑、杨振声为书记;干事部推选徐彦之为 主任干事、康白情为干事、俞平伯为书记;胡适为杂志顾问。

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热情地腾出北大红楼一层22号房间，作为杂 志的办公场所;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答应，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印 刷由该部设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的小型印刷局负责，账目则由学校会计课 负责。

新潮社旧址复原图

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1919 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出刊，《新潮》杂志在北大红楼诞生了。

(二)

1919年元旦，《新潮》创刊号在北大红楼正式出版发行。“新潮者北 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a读者主要是各界青年和中小 学生，宗旨是启发引导他们树立新思想。发刊词中写道:“本志同人皆今 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对于今日一般同学，当然怀极厚之同情， 挟无量之希望。”希望海内同学“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 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一时间，北大拥有两个备受关注的进步刊物。《新潮》的稿件除了学 生自己撰写，《新青年》的大师主笔们也踊跃供稿。李大钊的《联治主义 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等文章，鲁 迅的小说《明天》，王星拱的《科学的真实是客观的不是?》《物和我》 等力作在《新潮》刊发后产生重大影响。《新潮》呼应《新青年》，批判 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学，介绍国外先进思潮，成为当时公开 主张文学革命的新秀。胡适赞赏:“《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 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 解也成熟得多。”

《新潮》还刊发一些关于家庭、民主、社会改造等问题的文章。罗家 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大胆宣称:“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 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还有一些文 章主张当时“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号召在封建思想长期禁锢下的妇女 “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 事”。《新潮》还发表了傅斯年的《万恶之原》等观点偏激的文章，傅斯 年认为“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这些都对封建道德产生了巨大冲击。 

《新潮》在文学形式方面，使用新式标点，为白话文的发展推波助澜，备受社会各界读者的推崇。第一期出版不到一个月，竟加印三次，销 量达到万余册。即便如此，仍然供不应求，每天收到很多来信要求重印。 很多学生看过杂志后，借给同学看，寄给朋友看，送给兄弟姐妹看。

这时，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异样的声音。杂志受到北大部分保守派教 授和学生的攻击、谩骂，北大红楼二层的教员休息室成了激辩的场所。有 位“文通先生”更是直截了当，拿着几本《新潮》和《新青年》，送给北 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还在刊物上写了“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 行”等评语，怂恿他处置北大校长、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更有甚者，几 家报社记者以咒骂《新潮》作为他们的主业。

(三)

新潮社在爱国主义运动中更是勇立潮头。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罗 家伦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红楼新潮社，准备和同学们一起去天安 门广场。这时，同学狄福鼎推门而入，焦急地对他说:“今天的运动不能 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草，你来执笔吧。”

罗家伦欣然接受，略加思考后，站在一张长桌旁，奋笔疾书，很快写 就《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 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 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 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 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宣言写成，立即交李辛白印刷，原计划印5万份，到下午1点，才印了 2万份，随即拿到街头散发。罗家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像面临紧急 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却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 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新潮社的成员都是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为五四新文化 运动摇旗呐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五四运动后，傅斯年、罗家伦等骨干 纷纷出国留学，《新潮》断断续续共出版3卷12期，1922年3月终刊。

往事悠悠已成过往，红色印记不可淡忘。如今，北大红楼新潮社旧址 往日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墙上，挂着蔡元培校长手书的“新潮”二字; 四周墙边，放着用竹竿挑起的条幅和标语;长条桌上，放着笔筒、墨盒、 水壶，笔筒里放着毛笔和剪刀，一幅“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标语异常 醒目......所有这些，既是那段激情岁月的真实写照，更是激励新时代青年 学子再造辉煌的精神食粮。

(执笔:方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