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冬，居留法国的蔡元培回国，第二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到京后，蔡元培先去拜访好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了解北大的情况。谈到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今文学院院长）人选，汤尔和向蔡元培推荐说：“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蔡元培和陈独秀是老相识，两人曾在光绪末年参加过光复会，还一起研究制造过炸药。蔡元培翻看近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决定聘请他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一）

陈独秀这时也恰好在北京。为筹划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合并的事情，1916年11月28日，他与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下榻前门中西旅馆。

12月26日，陈独秀一早起来打开房门，发现留着胡须、戴着眼镜的一位先生坐在门口，等认出是蔡元培时，他大吃一惊。寒暄之后，蔡元培说明来意——想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因为《新青年》正办得有声有色，无法分身，予以婉拒。

蔡元培没想到第一次来访就碰了钉子。但对于看中的人选，他不会轻易放弃。“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颇有“三顾茅庐”的古风。后来，蔡元培建议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一同迁到北京。陈独秀思忖再三，觉得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可争取学校名家学者支持《新青年》的工作，便接受了蔡元培的诚挚邀请。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函请教育部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回沪安排好妻儿后，便来到北京。为工作方便，他租下北大三院学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号（今箭杆胡同20号），将《新青年》编辑部和自己的住宅合二为一。院子坐北朝南，分东、西两院。房东住东院，陈独秀住西院。西院北房三间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南房三间为《新青年》编辑部，靠街门的小房子为传达室，上面悬挂《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

《新青年》从此迎来新的变化。

（二）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撰，创刊后迅速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

到北京后，陈独秀一边改革北大文科教学，一边编辑《新青年》。自从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觉得必须表明自己作为文学革命者的态度。他在迁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期《新青年》即第2卷第6号上，以一篇《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亮明自己的主张，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随即，《新青年》刊发一系列文章，掀起文学革命的声浪。

立即响应和投入战斗的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一文，激烈反对作文“用典”，“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刘半农对胡适、陈独秀的意见“绝对表示同意”，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支持这场文学革命。

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需要更多人加薪助燃。1917年10月16日，刘半农写信给钱玄同：“文学改良的话说，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

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推动下，鲁迅、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人纷纷加入文学革命的宣传与实践。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起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6人轮流主编。第4卷第3号又刊登补充性启事：“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就这样，《新青年》以当时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全国性同人刊物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 面前。

《新青年》荟萃北大英才，北京大学遂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进一步推动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

转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革命性转变。从1918年1月起，《新青年》刊载的皆是白话文，均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文学革命，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果。5月，鲁迅率先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成为把文学革命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接着，鲁迅又在《新青年》发表《孔乙己》和《药》两篇小说，进一步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和罪恶。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文化的冲击，引起了封建卫道士的仇视和围攻。他们攻击新文化运动破坏孔教礼法，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哀叹“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仪亡”。面对封建旧势力的挑战，《新青年》给予坚决回击。1919 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坚定表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通过这场新旧思潮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发展。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文化的勇猛攻击，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它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三）

1919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新青年》第6卷第5号轮值主编李大钊，决定将这一期定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新青年》第一次出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这两个字眼，是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其目的在于宣传法兰西文明。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也只是零星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字。1918 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a的胜利》，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新青年》逐渐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变。

《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马克思研究专号

作为这一期的轮值主编，李大钊还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零散资料加以整理，介绍给读者。他将北大经济学教授顾孟余的《马克思学说》放在卷首刊发，紧随其后的是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和周作人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之后，李大钊特别开设“马克思研究”子栏目，转载3篇文章：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翻译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奋斗生涯》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研究”子栏目之后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压轴的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同，但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1919年11月，李大钊又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从唯物史观、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3个方面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一是“一切社会上的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另一个是“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两个要点：一是“余工余值说”，二是“资本集中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之后，《新青年》大量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杂志共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137篇，深刻影响了中国一代青年。青年毛泽东“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新青年》在北京编辑出版是其最辉煌的时期。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迁沪，《新青年》随之转移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成为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

从1917年1月到1920年2月，在北京箭杆胡同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新青年》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发行量由在上海时的一千多册上升到鼎盛时期的近两万册。《新青年》从宣传各种社会思潮的“五彩缤纷”，到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枝独秀”，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高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执笔：冯雪利 方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