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仲夏的一天，夜已深沉，北京宣武门外回回营2号(今闹市口中 街48号)陈愚生家依然亮着灯，几个年轻人热烈地讨论着。他们决定组建 一个为救国救民贡献青年力量的学会，名称为“少年中国学会”，要“以 完全崭新的姿态和做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一)

1918年6月25日清晨，从日本罢学归国的曾琦和张尚龄，匆匆登上了从 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

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 年5月，“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在日本成立，曾琦和张尚龄都是救国 团骨干成员。救国团活动遭到日本当局的迫害阻挠后，2000多名留日学生 纷纷罢学回国，在上海成立救国团总部，继续与当局斗争。为进一步扩大 影响，曾琦打算在京津成立救国团分部。这次他们专程来北京，就是为了 找好友商议此事。

两人来到陈愚生家，好友王光祈、周太玄、雷眉生等人闻讯先后赶 来，大家欢聚一堂，开怀畅叙。当曾琦谈了在京津成立留日学生救国团分部的想法后，王光祈提出，留日学生救国团显然是在反对段祺瑞政府，因 此在京津成立必定阻碍重重;即使成立了，怕是也难以维持。倒不如组织 一个学会，集结有志趣的青年，互相切磋磨炼，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后，再 来解决国家的各种问题。

日本留学期间，曾琦也有过组织学会的想法，由于罢学归国突发， 暂时搁置。两人一拍即合，越聊越投机，索性住在了陈愚生家。一夜畅谈 后，他们决定组建“少年中国学会”，“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 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 的国家”。

几天后，他们又与其他几位好友探讨组建学会一事。这几个年龄相仿 的年轻人，多有同学、同乡之谊，加上改造中国的理念相同，共同奋斗的 愿望一致，很快就达成共识。6月30日午后，宣武门外盆儿胡同的岳云别墅，王光祈、曾琦、陈愚 生、张尚龄、周太玄、雷宝菁6人，商议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推举王光祈负 责学会章程、规约的起草工作。陈愚生提议请李大钊作为学会发起人，得 到大家一致赞同。7月21日，曾琦给李大钊打电话，请他到陈愚生家商议， 李大钊到来后和大家愉快地谈到很晚。此时的李大钊也在苦苦寻找解决中 国问题的方法，对当代青年如何为民族振兴做出贡献尤为关注。于是，他 受邀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一同参与学会章程、规约的修改，为学 会筹备投入了很大精力。

(二)

经过一年的筹备，1919年7月1日上午10点，少年中国学会在陈愚生家 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李大钊和在京的十几名青年会员都参加了会议。

学会总部设在北京，全国各地共有52名会员。为方便联系，6月15日 已成立了成都分会。筹备期间，学会开展了不少工作，如每月发行《会务 报告》，邀请蔡元培、陈独秀等人讲演，与清华大学仁友会召开恳亲会， 等等。随后，

大会通过经李大钊修改后的学会宗旨，即“本科学的精神，为 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确定学会信条为“奋斗、实践、坚忍、 俭朴”;会员标准除满足“纯洁”“奋斗”“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这 三个基本条件之外，还需品行端正，绝不可以有“嫖赌或其他不道德的行 为”，必须经5名会员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方可入会。学会设评议部、执 行部、编译部，曾琦任评议部主任，王光祈任执行部主任，李大钊任月刊 编辑主任。大会决定出版图书、编辑发行《少年中国》月刊，并于每年7月 1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

学会终于成立了，曾琦激动不已，即兴赋诗一首:“风尘相煦沐，幸 有平生交。共作百年计，耻为一世豪。”会议在美好的憧憬和热烈的掌声 中结束，大家“欢宴而散。吾少年中国学会遂呱呱坠地矣”。

学会成立后，在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各项活动开展得十 分顺利，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会员迅速增加。李大钊先后介绍北大 新潮社、国民社的一些负责人和活跃成员如许德珩、黄日葵、邓中夏、 高君宇等加入学会。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 愿团第二次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人介绍，也加入了学会。学 会先后在南京、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地成立了分会，入会人数达120余 人。一时间，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在国内影响最大的青年学生社团。北大 校长蔡元培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 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 态度。” 

1920年，李大钊(右三)、黄日葵(右二)等少年中国学会 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合影

1920年春天，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时特意在南京会 见学会会员，南京分会的方东美致欢迎辞，向他介绍了学会的宗旨、计划 和事业。

伴随着学会事业发展的还有两份刊物，《少年中国》和《少年世 界》，都很受读者欢迎。

《少年中国》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一方面刊 载会员在自然科学、文学、哲学方面的译著论文，并就某一问题出讨论专 号，如“妇女问题号”“宗教问题号”等;另一方面刊载报告、会务消 息、会员通讯等。会员们讨论修养、科学、政治活动以及社会问题的通讯 特别受到读者追捧。至1924年终刊，共出版4卷48期。

为弥补《少年中国》重理论轻调查的不足，南京分会1920年1月编辑 出版了《少年世界》月刊，同年12月终刊，共出版11期。月刊与实际生活 联系紧密，栏目众多。除刊载国内学校、工厂、农村的一些实际调查访问 材料外，还介绍了苏俄(联)、国际工人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如 《新俄罗斯建设之初步》《“五一”May Day运动史》等。

《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成为继《新青年》《新潮》之后在国 内影响很大的重要刊物，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风声所播，全国 掀动”。

(三)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关于学会如何在社会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要不要介入政治，内部分歧日益显现。

1920年3月，李大钊组织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向少年中 国学会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希望学会能够共同担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 主义的任务。8月，在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上，李大钊进一步“提议各团体标 明本会主义之必要”。而王光祈反对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主张 复兴民族文化、改造民族生活，走一条先改造个人再改造团体，进而改造 全社会的道路。曾琦、李璜则倾向于强调国家统一、政府有力的“国家主 义”，以谋求整个民族进步和发展。还有些会员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希 望通过教育和实业来改造中国，强调研究学理是青年的天职。

1921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南京召开，与会 者在讨论学会“宗旨主义问题及政治活动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邓中 夏、高君宇等人强调学会需要确立一种主义，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还有 人希望能求得中立，慢慢寻找共同趋向。几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无 果而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学会中的中共党员 大多投身党创建时期的活动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之中，已无暇顾及学会活 动。在后来的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年会上，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之争 日益激化，无法消除分歧，1924年第五届年会决定《少年中国》停刊。

在1925年7月的第六届年会上，为缓解各方矛盾，大会分发表格，对会 员政治立场及对学会的态度进行调查。现场的共产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都 表示学会已无存在的必要。毛泽东没有参会，但在寄来的调查表中写道: “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a会后，少年中国学会 停止了活动。该学会存在6年多的时间，是五四时期历史最长、会员最多、 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是毛泽东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一段重要经历，此后 他对学会一直念念不忘。1945年重庆谈判时，他特意宴请了在渝的少年中 国学会会员20余人，周恩来也以友会觉悟社成员的身份作陪。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两次托陈毅回成都时打听王光祈及其后人的情况， 那时他不知道，王光祈已在1936年去世了。

少年强则中国强。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不仅是五四时期一代进步青年 的强烈愿望，更是一代代有志青年矢志不渝的革命追求。

(执笔: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