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区新文化街路北，有一座融中国园林与西欧古典风格为一体的建 筑，院门右侧外墙书有“鲁迅中学”的新校名，而楼体上方刻着“京师女子 师范学堂”的旧校名。百年前，这里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 府，走出了一批女革命者。

(一)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虽是晚清维新的产物，但以“启发知识，保存礼教” 为办学宗旨，“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浓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该校 仍坚持以“超良母贤妻主义”为训育原则。学校管理严格，加之教学内容 陈腐，学生感到极度压抑苦闷，发出“与其窒息而死，不如吐气而生”的 呼声。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民主科学思想像一缕春风吹进女高师。1918年9 月起，北大哲学系毕业生陈中凡担任女高师国文专修课教师兼主任。他贯彻 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方针，聘请北大名师李大钊、胡适等来校授 课，传播新思潮、新学说，给女高师带来革新的气象。五四前夕，北大校长蔡元培亲临女高师，针对“立学立业立人格”等问题布论施教，勉励学生 塑造完善人格，达成独立之自由精神。

1919年5月3日，得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北大派许德珩等 男同学到女高师联络示威行动，校方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 不允许男女学生直接交谈。许德珩回忆说: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我们 坐在这一头，女同学都坐在那一头，中间坐着女学监。房间大，距离远， 说话声音小了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还要请中间的女学监传达才 行”。

5月4日，为防止学生参加游行示威，校方锁住学校大门，女高师学生 没能参加。当晚，有女学生得知游行学生被捕的消息，便冲出校门到新华 门示威，要求与被捕同学一起坐牢。5日上午，陈中凡把巴黎和会外交失 败、北京各校学生罢课游行的情况告诉国文班学生。“我们也停课，一致 声援被捕学生!”全班同学义愤填膺，慷慨激昂。陶玄、王世瑛等立即与 北大同学联络，带领女学生加入罢课、宣讲队伍。

5月6日，全校学生在礼堂开会，推选陶玄、王世瑛为北京学界联合会 代表和新成立的女高师学生自治会主席。7日，女高师组织北京女学界10余 所学校40多名代表来礼堂开会，成立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后改称北京女界 联合会)，推选陶玄为会长。

在陶玄、王世瑛等人带领下，全校女生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和讲演队。 6月3日，军警再次逮捕近千名学生，女高师也有同学被捕。同学们非常愤 慨，当即邀约北京15所女校代表来本校礼堂召开紧急会议，商定各校游行 队伍6月4日下午4点齐集天安门前，再到新华门总统府上书。

第二天上午8点，女高师学生整队来到学校正门，发现“铁将军”把 门，只好转到后门，谁知也上了锁。大家很气愤，吵嚷着商量对策。“围 墙是篱笆做的，我们何不拆了它，冲出去!”来自福建的女学生钱丞说 道。大家一起手拔脚踹，摇拆了篱墙，进而卸倒了后门。学生们欢呼着涌出学校，直奔天安门。在奉行“男女大防”、上学分校、看戏分座的年 代，女学生冲出校门，与男学生共同行动，可谓惊世骇俗!

校长得知学生破门而出，气急败坏地给宣武大街警所打电话，请求阻 止游行队伍，得到的回答是“刚刚过去”。他又打电话到西长安街警所， 得到的回答又是“刚过去”。无奈，他爬上学校后院一个大煤堆，眼巴巴 地望着学生队伍渐行渐远，这位前清举人竟蹲在煤堆上哭了起来。随即， 他召集各组教员开会，说:“今日之事，主要是由国文科学生倡导，图画 科学生附和，这与两科级主任平日对学生的教育有关，两科主任责不容 辞!”陈中凡、吕凤子两位老师与他激烈争辩，最后拍案而去。

这一天，大风呼啸，天色阴沉，请愿学生在新华门前站了约8小时，派 代表去交涉，竟无人接见。大家气急了，索性不顾一切闯进新华门。下午3 点左右，钱中慧、吴学恒、陶斌、赵翠菊等4人代表请愿队伍上书，向接待 的总统秘书提出4项要求:大学不能作为监狱;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来待高 尚的学生;以后不得再让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对于学生只能告诫、 不能虐待。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参与游行请愿的政治斗争。

在女高师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女校纷纷投入五四运动。直隶第一女 子师范学校率先响应，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人联络天津各女校成立 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派代表赴京请愿。接着，上海女学生和女工也行动起 来。随后，苏、鲁、赣、浙、闽、皖、粤、湘、鄂、川、豫等地女学生及 各界妇女，冲出校门家门，宣传爱国思想，至激昂之处甚至有断指血书 者，展现出“巾帼英雄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

就在五四运动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女高师学生李超不幸病逝。李超 父母双亡，1918年考入女高师。其兄嫂为独吞家产，不仅断绝李超的经济 来源，而且不许亲戚接济。一个远离家乡的弱女子，告贷无门又不愿家丑外扬，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李超之死，引发了人们对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问 题的思考。1919年11月30日，女高师为李超举行追悼会，蔡元培、陈独秀、李 大钊等诸多名流学者到会并发表演说。胡适撰写了《李超传》在会上散发。 在五四运动和李超事件的推动下，男女平等、教育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女高师逐渐成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中心， 吸引全国各地优秀女青年会聚于此。缪伯英成为她们中最杰出的代表。

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女高师理化系。她 思想活跃，积极参加学生社团和社会活动。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1920 年初，缪伯英与钱初雅、何琛媛等10多位女高师同学暂停学业，抱着“工 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虽然她们努力坚持，但 梦想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碎，10月底，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被迫解散。这 次失败让缪伯英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变 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必须重新探索救国道路。 

缪伯英

一次，缪伯英去北大参加活动，听李大钊谈国家民族存亡与青年学生生活的方向问题， 心灵为之震撼。下课后，缪伯英来到李大钊面 前，说:“您讲得真好，我叫缪伯英，不是北 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为她的 真诚和勇敢所打动，欣然答应。 

在李大钊影响和指导下，缪伯英认真阅读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聆听李大钊讲 授马克思主义课程，并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每逢周末，她 就来到北大二院西斋，与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高君宇等人齐聚“亢慕义斋”，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书籍，参与翻译《共 产党宣言》。她还经常把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书刊秘密带回女高师，在进步 同学中传阅。不久，女高师的石评梅也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个 女团员。同月，为充实北京共产党小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 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入党。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 党第一位女党员。1921年8月初，以女高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主体成立 中共西城支部，缪伯英是第一任书记。

除了思想引领，李大钊还在革命实践上悉心指导缪伯英。1922年，缪 伯英与王一知等人负责在女高师做学生工作。李大钊指导她们:“妇女运 动是很重要的，但妇女不光要争女权，你们可以多认识一些同学，多联系 一些同学，引导她们关心政治斗争。你们还要注意把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 结合在一起。”

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的工 作，先后参与领导北京的铁路工人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不仅显 示了“妇女撑起半边天”的力量，也展示了共产党员奋斗不息的精神风 貌。中共北京地委对她和中共西城支部的工作非常满意，李大钊称赞她是 “宣传赤化的红党”。二七惨案后，缪伯英被迫离开北京，先后到湖南、 武汉、上海从事革命斗争。1929年10月，缪伯英不幸病逝，年仅30岁。

(三)

李大钊被女高师许多进步学生视为革命引路人。从1919年起，他在 女高师讲授“社会学”“伦理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程，运用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指明妇女解放的方向。在他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有张挹兰、刘和珍、杨德群、张秀岩、陆晶 清、陈璧如等人。

1919年秋，张挹兰告别封建家庭来到北京求学，次年初考入女高师预 科，与同乡缪伯英结为好友。1922年夏，她考入北大预科，后入教育系学 习。她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1925年4月，在北大加入中山主义实践社，成 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6年9月，她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 负责编辑刊物《妇女之友》，并担任缦云女子中学校长。工作中张挹兰加 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渴望加入共产党组织。经刘清扬多次推荐，她被李 大钊列为发展对象。

1927年3月，张挹兰接替刘清扬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 长，不久因叛徒出卖遭奉系军阀逮捕。4月28日，她和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 被押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施以绞刑。“下车时张挹兰面现喜色，昂首挺 胸而入......”张挹兰是这20位革命者中唯一的女性，面对死亡，她大义凛 然，浩然之气令人感佩!

刘和珍，1923年1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考入女高师预科， 不久升入英语系。她思想进步、成绩优良，善于团结同学，入学后不到一 年就被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1925年1月，她和许广平等6名自治会成员 紧急召开全校大会，领导驱逐封建校长杨荫榆的斗争，此即“女师大风 潮”，斗争中刘和珍展现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在李大钊、鲁迅等老师的 关心指导下，她们历经艰难曲折，斗争取得最终胜利。

1926年3月，日本制造“大沽口事件”，纠集英、美、法等八国公使 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最后通牒。18日，李大钊领导中共北 方区委开展声势浩大的抗议斗争。上午，刘和珍指挥女师大学生参加天安 门“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又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 门前请愿。段祺瑞执政府下令军警射杀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 案，刘和珍、杨德群等47人当场遇害。

当日下午，鲁迅得知惨案消息，异常激愤。他正在为《语丝》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文章，末尾注上写作日期后，特地添上“三月十八 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4月1日，鲁迅怀着悲愤的心情，写就感 人肺腑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称赞刘和珍、杨德群等人为“干 练坚决，百折不回”的“少数”，以壮烈牺牲显示了中国妇女先锋的 “勇毅”。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党支部成立，赵世兰、刘亚 雄、蒲振生、郑德音、彭援华、雷瑜、肖宣等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赵世 兰任书记。这一年，经郭隆真介绍，张秀岩、陈璧如等人也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女高师一批进步学生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 礼，逐步挣脱封建枷锁，开始人生的觉醒，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下妇女解 放运动的力行者。                 

  (执笔:徐香花 宋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