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鲁迅中学院内，坐北朝南，由5栋二层小楼组成，占地面积15000余平方米。

1908年，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在原斗公府旧址落成；1912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1924年，改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31年，并入北平师范大学；1958年，笃志学堂迁入该地；1996年，改称鲁迅中学。

新文化运动唤起了女高师学生对独立自由的向往；五四运动中，她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投身爱国革命洪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她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成立党组织，涌现出缪伯英、刘和珍等一批献身革命事业的优秀女性，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做出重要贡献。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照（中共西城区委党史办提供）

2002年，鲁迅中学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开辟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女高师学生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洪流，组建进步社会团体，建立党组织，勇立妇女解放运动潮头，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

接受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

新文化运动，给女高师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学生们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眼界为之大开，决心冲破封建礼教藩篱，立学立业立人格，成为全国女校“开风气之先”的领跑者。

接受妇女解放思想洗礼。《新青年》从创刊就开辟《女子问题》专栏，陈独秀、胡适、鲁迅纷纷撰文，抨击“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旧道德。1918年，《新青年》专门推出“易卜生号”，将个性觉悟、反抗家庭束缚的“娜拉”介绍到中国，呼唤女性拿起个性解放的武器同封建伦理道德做斗争。《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刊发大量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女高师同学常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尤其爱读李大钊的《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等文章。胡适还在女高师做《美国的妇人》演讲，从女子教育、女子职业、女子婚姻3个方面，介绍美国妇女独立自由的生活，号召女性摆脱受奴役的地位，做自立自强的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女高师学生开始打破封建思想禁锢，自我解放意识逐渐觉醒。

积极参与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女高师一批学生接触到很多新文学作品，开始走上文坛。松泉的《月夜歌声》呼唤着光明的到来，陆秀珍的《倘若》表达了对自由的热切向往。随着《新青年》《晨报》副刊等报刊对白话文的倡导，女高师学生在白话文创作中开始使用“她”字，《二等车中的一位阔太太》《冲喜》《滨海故人》等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不小影响，她们实现了从“读者”到“作者”的转变，成为文学革命的参与者和倡导者。

广泛建立学生社团。为追求男女平等和独立自主，1918年3月至1919年3月，女高师学生先后组织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文艺研究会、数理研究会、博物研究会、幼稚教育研究会、英语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文艺研究会，后来蜚声文坛的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等都是其会员。这些社团组织的建立，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组织能力，也为她们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汇入五四爱国运动洪流

五四运动中，女高师学生冲出校园，破天荒地举行“中国有史以来女子第一次的爱国游行”，成为五四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

成立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五四运动当天，北京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女高师学生因为学校的阻挠未能前往。第二天，当她们听到学生大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消息后，群情激昂，发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岂能无责”的呐喊。5月6日，女高师学生自治会连夜开会，迅速派人联络在京女校学生，商议联合罢课。5月7日，女高师、协和女子大学、培华女校等40余名学生代表集会，讨论联合行动问题，并以北京女校全体学生名义发出《告全国女界书》。随后，以女高师学生自治会为主，成立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出版《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汇刊》，号召妇女“勿甘落后，奋起救国”。

街头演讲加强舆论宣传。为动员更多市民参加五四运动，5月25日，成立了由张曼君、冯沅君、关应麟、罗静轩、程俊英5人组成的女高师演讲团。她们到宣武门大街和骡马市一带演讲，反对外国干涉和侵犯中国主权，呼吁市民罢市，受到市民的关注与支持。女学生公开露面，甚至走上街头游行宣讲，越来越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女高师学生的这些爱国活动给其他女校做出了榜样，引发了女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潮。

上街游行声援被捕学生。6月3日，北洋军阀政府军警逮捕爱国学生近千人，引起社会各界极大愤慨。6月4日上午，女学界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天下午各女校学生齐集天安门，派代表向总统上书请愿。4日下午，15所女校学生约4000人，冲破重重阻挠，到达新华门，向总统请愿，要求政府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天津、上海等各大中城市的女性也纷纷冲出校园和家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宣传爱国思想。从此，觉醒了的新女性把自身命运与爱国救亡联系在一起，将争女权斗争融入争国权斗争之中。

推动妇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

女性登上政治舞台，有力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女高师进步社团和进步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向封建礼教发起进攻。女高师广西梧州籍学生李超，因躲避包办婚姻，外出求学，家中拒绝支付一切费用。1919年8月，贫病交加的李超病死在北京的一家法国医院。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11月30日各界社会名流聚集女高师参加追悼会，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参加并演讲。陈独秀慷慨陈词：“李超女士之死，乃社会制度迫之而死耳。”呼吁“一定要继续对旧礼教做无情的斗争，妇女才能得到解放”。李超追悼会实际上成为妇女问题的演讲大会，也是向封建礼教、旧制度宣战的声讨会。这些演讲经《晨报》刊载后，进一步推动了对妇女解放的讨论。

创建北京平民职业女学校。五四运动后，女高师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实际的妇女运动方面”，积极倡导和践行“平民教育”理念。钱中慧、陶玄、王宗瑶等7人筹备创办北京平民职业女学校，帮助平民妇女树立自重自立观念。1920年1月，北京平民职业女学校正式开课，首届学生60多人，全部来自贫苦家庭。这些学生一边学习适于谋生的缝纫、织巾、刺绣等工艺技能，一边学习简单的珠算、国文、书法等文化知识，实行“半工半读”。由于经费短缺、生源稀少、管理困难等问题，平民职业女学校最终不得不草草收场，但它向全社会证明了妇女的解放要靠自己的奋斗，并为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有益探索。

女子工读互助团的尝试。1920年3月，女高师的缪伯英、致殊、冰如、张人瑞、田维等十几位进步学生，组织成立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实行半工半读，一边从事缝纫、刺绣、织袜等劳动，一边学习文化知识。随着影响不断扩大，团员一度增至几十人。团员们在工读互助团接触新思想、学习新技能，进一步增强了妇女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女子工读互助团虽然存续时间不长，却使她们认识到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之前，想谋求妇女的完全解放是不可能的。

成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女高师学生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经常协助李大钊开展工作，把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手中。在李大钊等人影响下，缪伯英迅速成长，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0年11月，缪伯英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期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缪伯英不仅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女团员，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1921年下半年，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先后建立4个党支部，其中就有女高师、北京高师组成的西城支部，缪伯英为第一任书记，党员有张秀岩、陈璧如、许兴凯、冯庆升和贺凯等人。

组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号召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妇女参政同盟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受党组织委派，缪伯英、蔡和森等人出面发起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益。1922年8月23日，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女高师成立，到会会员及中外来宾约五六百人。会议通过了女权运动同盟会简章，选举了执行机构。会后，相继派毛彦文、张人瑞、朱光玉、罗志英、缪伯英等人，分赴杭州、上海、天津、山东、南京等地联络女界同志。不久，浙江、上海、天津、山东、南京、湖北等地的女权运动同盟会陆续成立，有力推动了全国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开辟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女高师学生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洪流，组建进步社会团体，建立党组织，勇立妇女解放运动潮头，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