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红楼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1916年，北大在原有操场上修建了这幢楼。原拟作学生宿舍，后改为教室和办公用房。1918年8月正式竣工。整幢楼坐北朝南，地上四层，半地下一层，有房屋200多间，占地面积215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700平方米。因由红砖垒墙、红瓦盖顶，故称“红楼”。

1918年10月，北大图书馆、校部和文科陆续迁入红楼。一层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公室和图书馆，二层为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及其他各科学长办公室，三、四层为文、法两科教室，地下一层为印刷厂。1919年，北大废门改系，红楼称为北大一院。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红楼

这里曾会聚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上演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这里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是北方革命的指挥中心。

1961年，北京大学红楼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百年风云激荡，百年苦难辉煌，北京大学红楼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闪耀思想光芒的灯塔

近代以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仍然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继续上下求索，探寻救国救民道路。他们宣传民主与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使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吹响了思想启蒙的号角。1917年，陈独秀携杂志迁京后，在北大红楼凝聚起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继续向着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发起更加猛烈的冲击，有力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北大红楼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尊孔复古的逆流，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陈独秀认为“中国还是军阀当权，革不成什么命，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从思想革命开始”。他来京履职北大文科学长后，团结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引进西方新思想，批判封建礼教，积极宣传自然科学知识。陈独秀指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李大钊强调：孔子是“数千年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批判孔子学说“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吴虞主要针对封建礼教、宗法制度、伦理道德进行无情批判，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们强调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科学理性，反对封建迷信，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鼓荡起波澜壮阔的文学革命浪潮。1917年初，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标志着文学革命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文学改良刍议》系统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鼓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文学革命论》响亮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由此，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联系起来。鲁迅率先在《新青年》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成为文学革命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针对旧势力借小说塑造一位封建卫道者“伟丈夫”来发泄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行径，义正词严地指出：“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也积极参加到文学革命之中，他们以《新青年》《晨报》《新潮》《京报》等报刊为阵地，为文学革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北大红楼发起的这场文学革命，迅速推向全国。

催生了一批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许多进步社团和刊物应运而生。以介绍西方近代思潮为宗旨的新潮社、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马尔克斯研究会”、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为宗旨的哲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相继在北大红楼成立；以“谈政治”为目的的《每周评论》，秉持“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三要素的《新潮》杂志，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为宗旨的《国民》杂志等进步刊物先后在北大红楼创刊。与此同时，长沙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济南的励新学会、上海的平民学会等进步社团相继涌现，长沙的《湘江评论》、天津的《觉悟》、成都的《星期日》等进步刊物破土而出，助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此起彼伏。新文化运动有力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是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直接参与并领导了这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

革命风暴在北大红楼酝酿。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大师生群情激愤。5月2日，蔡元培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开会，介绍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利益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北大新潮社、工学会、国民杂志社等学生社团也随即召开会议，决定举行游行示威。北大校园顿时沸腾起来，学生食堂前贴满了抗议日本侵略山东、反对巴黎和会的标语。5月3日晚，北大师生在法科礼堂集会，并邀请高师、工专、法专、农专等学校派代表参加，张国焘、许德珩等学生代表纷纷登台发言。学生谢绍敏义愤填膺，当场咬破手指、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会议最后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后，大家立即投入紧锣密鼓的各项准备之中。有的到北京各校联络学生，以统一行动；有的制作旗帜、书写标语、印发《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等传单；有的探寻计划游行路线。

爱国运动洪流涌向全国。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齐聚天安门举行示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此起彼伏。随后，他们前往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受阻后转道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2人。广大学生在斗争中联合起来，迅速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举行总罢课，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北洋军阀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竟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严令取缔爱国运动。北京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抗议，800余名学生遭到逮捕。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天津、上海等地学生纷纷响应，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北京、唐山、汉口等地工人紧随其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如滚滚洪流涌向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爱国运动突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五四爱国运动取得胜利。

积极引领运动向前发展。陈独秀、李大钊始终关注并领导着这场伟大爱国运动。五四当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提出“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的行动纲领。随后，针对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目标，陈独秀发表《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作为政府“机械”的三个卖国贼，更应该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洋军阀政府针对运动初期局限于学生阶层和有些人把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视为山东一省问题的错误认识，陈独秀发表《为山东问题警告各方面》，指出“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针对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运动中出现妥协和厌倦的倾向，陈独秀及时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研究室与监狱》，提出要“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要准备“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做长期的抗争。据统计，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共发表文章80余篇，引领着五四运动的方向。他还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到闹市区散发，不幸被捕。李大钊不仅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和陈独秀，亲自起草学联文件，还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从思想理论上对运动进行有力指导，誓言“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正如毛泽东所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帝国主义压迫的切肤之痛，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噩梦；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先进分子展示出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崭新出路；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进一步启导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彻底抛弃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坚定走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做出的历史性选择。

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以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给探寻救国救民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早在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就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认为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还在《每周评论》发表《新纪元》，热烈歌颂十月革命：“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还先后发表《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新旧思潮之激战》《现代青年活动之方向》等系列文章，引导中国人民打破不切实际的幻想，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向着民族解放的方向猛进。陈独秀也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充分肯定和赞扬十月革命，指出它“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同一时期，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和《申报》等也纷纷载文介绍十月革命，进一步扩大了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

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北京大学是最早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高等学府。早在1918年，在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积极倡议下，秘密成立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后公开发展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踊跃参加。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等人以介绍西方思潮为名，将马克思主义引入课堂。李大钊讲授“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陈启修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等课程，高一涵讲授“社会主义史”等课程。北大校史馆至今仍保存一份贺廷珊同学“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的答卷。这篇在李大钊指导下完成的答卷，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各种唯心史观做了严厉批判，并论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李大钊给这份答卷打了95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情景。北大师生还围绕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这一主题举办辩论会，作为评判员的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说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进课堂，是惊世骇俗之举，如同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引到人间大地。

掀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热潮。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开设“马克思研究”专栏，集中刊发8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6卷第6号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该文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李大钊又在《国民》杂志、《晨报》副刊、《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还带领和指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深入工厂、农村宣讲。在李大钊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带动下，上海、长沙、济南、汉口、成都等地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群起响应，《湘江评论》《觉悟》《星期评论》《浙江评论》等刊物也竞相呼应，迅速掀起一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随着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阵营逐渐发生分化，由此引发了以胡适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人心。

北方共产党组织的发祥地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 步结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 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 导者。

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

积极创建北京的党组织。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4月，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大红楼会见李大钊，分析中国革命形势，讨论有关工人运动和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之后，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步伐。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商定党的名称叫“共产党”。8月，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到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张太雷、范鸿劼、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创建，标志着北方革命有了自己的领导中心。

指导建立北方党组织。北京的党组织成立后特别是中共一大召开后，迅速选派骨干分赴北方各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共产党济南早期组织是在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基础上成立的，李大钊曾派陈为人等前去指导，其主要成员王尽美作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信会员多次到北大红楼会见李大钊，请教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建党组织事宜。唐山作为北方工业重镇，产业工人集中，是北京党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活动的重点地区。李大钊派遣张国焘、罗章龙、李树彝等人多次到唐山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工人党员，并成立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隶属中共北京地委。河南郑州是铁路工人的聚集地，李大钊不仅派遣赵子建、游天洋、包惠僧等人前去指导成立工会和党的组织，还亲赴郑州工人夜校宣讲马克思主义。到1922年底，京汉、陇海两铁路河南沿线的主要城镇多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截至1927年春，在北京党组织的指导和推动下，山东、直隶、天津、内蒙古、热河、山西、河南、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广大地区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此外，张申府根据陈独秀、李大钊指示，赴法后相继发展刘清扬、周恩来等一批党员，并成立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

领导北方开展革命活动。北京党组织成立之初，就特别重视教育团结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长辛店是北方工人运动的起点。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等人受李大钊委派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宣讲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还多次到学校讲课，阐述“劳工神圣”的革命道理。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下，觉悟起来的工人很快成立起自己的工会组织，并先后取得了索薪斗争、八月罢工的胜利。接着，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京汉铁路唐山制造厂、正太铁路机器厂以及开滦五矿和京绥铁路全路车务等工人相继举行罢工，罢工浪潮迅速席卷北方的铁路和矿山。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北京地委领导下，长辛店工会按照江汉铁路总工会命令，率先通电揭露军阀阻止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丑恶行径，并发动工人迅速行动举行罢工，截断铁路运输。罢工遭到反动当局残酷镇压，30多名工人被捕，多名工会会员被枪杀。京汉铁路沿线其他各站的罢工也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红楼悠悠百年，华夏沧桑巨变。这里响彻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号呐喊，这里彰显着中国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琴心剑胆，这里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进程。北大红楼是一座闪耀着思想光芒的灯塔，始终照耀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蹈厉奋发，继续书写更加壮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