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牺牲地旧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人民大会堂西路2号，建筑面积约11000平方米。此处原为明清时期刑部监狱，民国时期改造为北洋政府京师看守所。旧址破损严重，现仅存一座三层小楼，经修缮改造并增建若干配楼，形成一座现代建筑院落。

明嘉靖年间，著名谏臣杨继盛因不满宦官专权、涂炭百姓，冒死上疏弹劾而遭诬陷下狱，在此吟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名对；清末维新派领袖谭嗣同因变法失败被捕，在此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

京师看守所旧照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为了避免遭受敌人迫害，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率领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迁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区的俄国旧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派军警强行闯入苏联驻华使馆界内，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国民党左派邓文辉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等80余人。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共两党革命者从京师警察厅被押至京师看守所执行绞刑。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该绞刑架作为0001号文物存放在国家博物馆。

昔日的京师看守所，见证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为反对北洋军阀腐朽统治而光荣献身的英勇无畏，见证了国共两党合作推动大革命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使命担当。

绞不死的崇高信仰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但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志士面对敌人的绞刑架，视死如归、向死而生，彰显了对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崇高信仰，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倒行逆施的最终判决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国共两党组织，在北洋军阀白色统治下燃起熊熊革命烈火，引起敌人的极端仇视。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派军警经过严密侦查，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闯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界内，将李大钊、范鸿劼、国民党左派邓文辉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等80余人逮捕。虽经多次威逼利诱，但李大钊等人始终坚贞不屈、严守秘密。敌人无计可施，于是密谋对他们痛下杀手。

李大钊等人的被捕，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面对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北洋军阀政府内部对如何处置李大钊等人产生了分歧。奉系军阀安国军总司令部政治讨论会会长梁士诒认为，李大钊案若不经过正常司法审判程序，会对民国的法治精神有所影响，也会引起国际上对中国军人干预司法的指责。章士钊游说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叫他奉劝张作霖切不可为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受千古骂名。奉系军阀内部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主张对李大钊等人从宽处理，希望给予公正的司法审判。

张作霖作为北洋军阀政府的实际掌权者，是左右李大钊案的关键人物，在巨大压力面前，他一度犹豫不决。4月8日，他向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等发报：“在使馆界内捕获著名共产党员首领李大钊”，“倘有意见，可即电告”。结果5人回电主张“严办”，一人主张“法办”，阎锡山没有复电。张宗昌甚至称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在反动势力的怂恿下，张作霖不顾社会各界的正义呼声，决定迅速处决李大钊等人。为掩人耳目，4月28日上午，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织军事法庭，在京师警察厅南监进行“军法会审”。法庭认为，李大钊等人阴谋破坏宪法秩序，勾结外国人，煽动内乱，最终以“搅害公安，颠覆政府”的罪名，判处李大钊、范鸿劼、邓文辉、路友于等20人绞刑，其余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罪释放。

知有主义不知有家

宣判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反动当局就将李大钊等20人押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面对死亡，李大钊等人毫不畏惧，表现出无私无畏、敢于牺牲的英勇气概。李大钊自投身革命事业，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面对段祺瑞执政府的严厉通缉，李大钊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北京，率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区的俄国旧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被捕前，面对敌人疯狂镇压和逮捕革命党人的严峻形势，李大钊毅然谢绝党内同志让他暂时离开北京的劝告，甚至在得知张作霖将要派兵搜查苏联大使馆的消息后，仍然选择坚守。他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入狱后，他毅然谢绝了北方铁路工人提出的劫狱计划，不愿让同志们冒险而耗费革命力量。他还严词拒绝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誓言：“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他一人承担全部责任，极力保护革命同志，表示“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他身陷囹圄仍然不忘宣传马克思主义，鼓舞大家坚持斗争，迎接即将到来的黎明。

李大钊的这种无私无畏，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崇高信仰，来自于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心。他在《牺牲》一文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他坚信，他的牺牲定会让革命事业，亦即那革命的、进步的大我生命放射出更加耀眼夺目的光华。

面对家人，李大钊则显得有些冷淡，甚至近乎绝情。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当他在审讯处最后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见到妻子、女儿时，只静静地看着她们，没有对她们说一句话”。他舍小家为大家，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永远绞不死的共产主义

至暗时刻，最终降临。1927年4月28日下午1时许，在京师看守所后院的刑场上，一台从国外进口的新式绞刑机冰冷地矗立着，两根绞绳系在绞刑架上，下方各有一个铁盖，盖子下有深达数米的深井。李大钊等人分列两排，反动军警和职员四面林立，一派肃杀气氛。当监刑官依次点名、宣告行刑后，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昂首挺胸、神态自若，引颈就环，壮烈牺牲，年仅38岁。

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

目睹李大钊的英勇就义，范鸿劼、谭祖尧、谢伯俞、莫同荣、张伯华、杨景山、谢承常、陶永立、李崑、阎振三、吴平地、方伯务12名共产党员，邓文辉、路友于、姚彦、李银连、张挹兰、郑培明6名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工人英华，也毫不退缩，慷慨赴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部长范鸿劼，行刑前痛骂北洋军阀残害革命志士的无耻行径。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谢伯俞，当敌人问他“赤党分子，怕不怕”？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正义在，岂怕断头台！”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就义人员中唯一的女性张挹兰，严词拒绝敌人的劝诱，面不改色地最后一个走上绞刑架……

伟人逝去，举世震惊。中共中央及中共湖北省委在汉口举行万人追悼大会，派专人北上料理李大钊后事。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悼念文章，赞誉李大钊为“最勇敢的战士”，他的名字将为群众“牢记不忘”。北京社会各界纷纷谴责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北京地下党员散发传单，号召工友、商人、市民们别丧气，坚持斗争！上海、天津、太原等城市纷纷集会悼念李大钊。《共产国际》日刊及苏联《真理报》等刊物也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之工人，对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加于中国工人阶级之新暴行须奋起反对”。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既是李大钊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他的精神感召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投身于救民族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的壮美伟业，鼓舞着亿万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