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烈士墓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19号陶然亭公园内。

高君宇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员，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开创者之一，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3月，他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因病逝世，年仅29岁。根据他生前愿望，灵柩葬于陶然亭，女友石评梅将其生前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镌刻在墓碑上。1928年9月，石评梅在无限哀思中患病去世。人们根据她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灵柩安葬于高君宇墓旁。

新中国成立后，高君宇烈士墓曾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1986年6月，共青团北京市委等10余家单位的青年团员捐款建立高君宇、石评梅双人雕像。1987年9月，北京市人民政府重修墓地，并将之命名为北京市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高君宇烈士之墓（中共西城区委党史办提供）

刺破黑暗世界的宝剑

高君宇是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和革命活动家，五四爱国运动的健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开创者之一，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

1896年，高君宇出生在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现属娄烦县）。他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通过阅读《青年杂志》《晨报》等进步报刊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开始了6年的大学生活。这期间，他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逐渐由一名进步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生爱国会崭露头角。高君宇到北大求学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民主与科学的氛围浓厚。他拥护校长蔡元培的教育改革，踊跃参加进德会、新闻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经常和同学们聚集在李大钊办公室或家里，学习讨论十月革命的经验，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引起广大爱国学生的极大愤慨。高君宇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青年联合北京其他各校，组织2000多名学生包围总统府，怒斥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经过此事，高君宇更加懂得将学生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等人组织了学生爱国会（后改为学生救国会），参与创办《国民》杂志，发表文章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扩大学生组织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中大显身手。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北大爱国学生激愤不已，要求“直接行动”。5月3日晚，北大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第二天发起爱国示威游行。高君宇等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的演讲，激发起广大师生反帝反军阀的强烈爱国热情。4日，高君宇等人带领北大学生，高呼“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冲破北洋政府教育部代表和警察的阻拦，汇集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后来，高君宇和部分爱国学生攀墙进入赵家楼曹宅，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事后，高君宇积极协助李大钊营救被捕学生，他不惧危险，毅然担任北大驻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广泛开展组织宣传，酝酿新的斗争。5月18日，北京学联决定实行总罢课，并发动全国规模的抗议斗争。高君宇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先是奔赴天津组织开展抵制日货活动，后又专程回到太原，组织成立山西学生联合会，发动各校学生开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斗争。6月，陈独秀在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高君宇积极组织营救，动员社会舆论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野蛮行径。在强大社会舆论声援下，陈独秀终于获释。

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确立信仰。1920年3月，在李大钊组织和推动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高君宇是发起人之一。高君宇和其他研究会成员四处搜集马克思主义有关著作。他们聚在一起讨论、交流学习心得，思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飞跃，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高君宇在《“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一文中，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阐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认为社会的争斗、压制、贫困……都是源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劳动人民要获得解放，必须把一切生产资料从资产阶级收归，建设新的经济组织。1920年春，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高君宇多次参加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的座谈会。北京共产党小组于当年10月成立后，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等成为北京共产党小组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开创先锋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青年工作，着手筹备建立团组织，作为党的助手和预备队。高君宇勇敢地挑起这副重担，成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开创者之一。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0年11月，由张国焘、邓中夏发起，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公推北大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高君宇为书记。青年团成立之初成员40多人，其中北大学生最多。在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领导下，高君宇积极联络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部分团员赴苏俄学习参观。为壮大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力量，高君宇还积极谨慎地发展那些热心从事共产主义运动，愿意为建设新社会而奋斗牺牲的青年加入团组织。到1921年3月，已发展团员50多人。

山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1921年4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会议决定，派高君宇回家乡山西筹建团组织。在太原期间，高君宇多次邀请进步青年座谈讨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清除无政府主义影响，并深入探讨建立革命组织的问题。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5月1日正式成立。为建立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高君宇等人改组《平民周报》编辑部，从宣传各种新思想转而宣传马列主义，在引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回京后，高君宇仍时刻关心家乡的革命斗争。1921年暑期，他委托王昉等人利用回家探亲之机，帮助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进步青年，以入股的方式集资创办晋华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新青年》等革命书刊。1922年冬，他动员好友在太原第一中学成立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出版《青年》杂志，以教育团结进步青年。高君宇在太原的一系列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开拓了道路，也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2年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君宇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

北方工人运动的先驱

北京的党组织成立后，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党早期斗争的主要任务。高君宇等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

深入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12月，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委派高君宇、邓中夏到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他们深入到工人中去，白天教授各种文化知识，晚上传播革命思想。高君宇等人还在京汉铁路沿线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撒遍京汉铁路沿线。在他们的努力下，工友们的文化知识和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人组织不断壮大，培养出一批北方工人运动骨干。

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3年2月，京汉铁路沿线工人掀起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顶点。高君宇等人冒着随时被军警逮捕的危险，坚守在北京前门车站，随时与长辛店、郑州、汉口等地联络，了解斗争情况，统一指挥罢工运动。直系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罢工，高君宇等人被列入通缉名单。他镇定机警，毫不畏缩，“一日数易其装”，处理惨案善后工作。北洋军阀政府污蔑铁路工人“遽以罢工为要挟”“为刑律所不容”。高君宇著文严加驳斥“明明是军阀破坏约法，工人为保障共和国民应享的自由而抗争”，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黎元洪的总统府“只是军阀的政府”。惨案发生后，罗章龙编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高君宇为文作序。该书全面记述了京汉铁路工人斗争的光辉业绩，印发后在京汉铁路工人中广泛流传，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坚定了他们革命必胜的信心。

积极探索革命理论。高君宇在领导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还先后参与《国民》《新潮》《向导》《政治生活》等刊物编辑出版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国内外革命形势，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他根据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实际状况，就民主革命的任务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他指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在谈到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关系问题时，他提出两个阶级同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阶级合作的前提，是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他对孙中山酝酿改组国民党一事表示热烈欢迎，同时还特别提醒人们不要误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真意。他说：“联合”绝不是“指大家滚和在一起来革命”，“无产阶级要独立的组织起来”。此时，高君宇已提出了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李大钊称赞他“建党初期理论家，高公健笔人人夸”。

冰清玉洁的革命爱情

石评梅原名石汝璧，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名新文化运动战士、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自取笔名“评梅”。

从女作家到新文化运动女战士。在山西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时，石评梅就积极撰写文章、编印刊物，参与学生运动，一度被学校开除。此后，她只身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此时的校长是知名学者、教育家许寿裳。他提倡科学与民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还邀请李大钊及其他进步教授来学校讲学。在这种风气的浸润下，女高师校园弥散着一股浓浓的科学与民主的气氛。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石评梅不愿做“花瓶中的芍药受人供养，立志做翱翔万里、搏击风云的飞鹏，决心用血泪去改造粉饰那荒芜的花园”。她与友人创办《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刊物，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大力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一名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从同乡聚会到相识相恋。高君宇和石评梅是同乡，他们相识始于一次同乡聚会。那天，高君宇在会上讲述五四运动的意义。会后，两人一席交谈，高君宇对爱国事业的热忱、石评梅对青年命运的关心，使他们互萌敬重之心。此后，高君宇经常给石评梅讲人生、讲社会制度、讲革命斗争，有时还带着她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石评梅在追忆高君宇对她的帮助时写道：“往日，我怕恶魔的眼睛凶，白牙如利刃；我总是藏伏在你的腋下趑趄不敢进，你一手持宝剑，一手扶着荆棘的途径，投奔那如花的前程！”在高君宇的影响下，石评梅逐渐对人生、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她同情革命，并给予高君宇很多帮助。高君宇在被北洋军阀通缉期间，石评梅不顾个人安危，数次帮助他脱离险境。两人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实现了献身革命与拥抱爱情的同频共振。

从痛失伴侣到泣吟谢世。高君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1924年底随孙中山北上回京后，住进德国医院，病情稍有好转就一再要求出院，投入到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中。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使他的病情愈加严重，1925年3月1日，高君宇仍然坚持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3月2日，他突发急性阑尾炎并引发败血症，送协和医院紧急抢救无效，于3月6日与世长辞。高君宇的突然去世，对石评梅犹如晴天霹雳。她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写下大量痛思高君宇的诗文。此后每个星期天和每年的清明节，她都来到陶然亭畔高君宇墓前挥泪祭扫、缅怀追思，但愿“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1928年9月，年仅26岁的石评梅在泣血哀吟中走完了短暂的一生。

高君宇、石评梅雕像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几次到陶然亭“高石之墓”凭吊。1965年6月，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还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他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革命事业不朽，青春爱情永存。当人们漫步陶然亭时，总会驻足这对恋人墓前沉思，缅怀那段感人至深的红色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