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慕义斋”旧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是一排平房中的两间房。这里原来是北京大学第二院西斋。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1921年11月，研究会对外公开招募会员。校长蔡元培出席公开成立大会，随后批准将这两间房作为其活动场所，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成员们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斋”即书房或宿舍，“亢慕义斋”意为“共产主义小屋”。1926年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逐渐停止活动，“亢慕义斋”随之停用。作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藏书及活动场所，“亢慕义斋”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进步知识分子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精英骨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亢慕义斋”旧址

红色书斋里的红色记忆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经过认真比较、选择，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北大“亢慕义斋”因其独特地位，发挥了独特作用。

“亢慕义斋”的诞生与宗旨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革命青年聚集在李大钊周围，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为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人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担任顾问。研究会开始时处于松散、秘密活动状态，直到1921年11月17日，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成立启事，招募会员，对外公开。蔡元培出席研究会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后，急需一个固定活动场所，罗章龙找校长申请，蔡元培批准把北大二院西斋的两间房子给他们使用。当时，北大的顽固保守派反对这一做法，认为此举将使学校“不得太平”。蔡元培说：“给他们房子，把他们安置好，学校才会太平。”这两间房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讨论室，还是学会办公室，成员们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寓意为“共产主义小屋”。“亢慕义斋”建立的宗旨在于系统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运用这一思想改造中国。室内墙壁正中间挂着马克思肖像，肖像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意指搞科学研究和干革命，干革命是要准备坐监牢的；下联意指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同德。墙上还贴有“不破不立”“不立不破”条幅，以及一些励志革命的诗歌、格言等，表达了会员们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理想与追求。“亢慕义斋”设有书记、庶务兼会计、图书经理、值日员等职位。书记负责购置、管理和分配图书，庶务兼会计负责核算会费、购书费等事务，图书经理负责办理借、还书手续，值日员承担办理斋内阅览相关事宜。斋内建立了规范的借阅制度，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周日上午8点到12点）对外开放，会员和非会员都可借阅。借阅者除北大学生外，还有北京国立八校的同学，京外会员还可用通信的方式借阅斋内书籍。

“亢慕义斋”的藏书与活动

“亢慕义斋”数量颇丰的书籍，为会员们提供了丰盛的精神食粮，他们利用这些书籍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翻译，并定期开展宣讲、辩论，使马克思主义之光照亮了在苦闷中求索的青年人的心灵。

丰富马列藏书。斋内的藏书来自于多种渠道，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最初发起研究会的十几个人筹集了120块现洋购买的。李大钊及部分会员也捐赠了一些书籍，还有不少书由北大图书馆转来或代购。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也曾赠送一批书籍，这些书的封面下方印有“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莱比锡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等字样。1922年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通告显示，当时斋内已有马克思主义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基本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代表著作。4月24日的另一则通告中写道：“本会新到英文书籍七十余种、杂志十余种并德文书籍杂志七八十种。”总计下来，斋内的书报杂志达200余种。深入翻译研究。为方便广大师生阅读、理解马列主义原著，研究会设有翻译室，吸收北大外文系的学生加入，负责翻译英、德、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英文组有高尚德、范鸿劼等20余人，德文组有罗章龙、李梅羹、王有德等10余人，法文组有王复生、王茂生等五六人。德文组翻译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翻译室组织编译了康姆尼斯特丛书、列宁丛书、马列丛书等，部分翻译作品曾公开出版发行。此外，研究会还设有劳动运动、《共产党宣言》和远东问题等10个小组，对热点、重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劳动运动研究组每周三晚集会一次，交流研究心得；《共产党宣言》研究组每周一、四、五晚上请一位会员进行讲授；《资本论》研究组邀请陈启修为导师。

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部分藏书

定期宣讲辩论。除了搜集书籍、翻译研究，斋内还定期举行宣讲辩论。讲演会固定在每月月底举行，邀请当时著名的教授、学者，如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就马克思主义或国际工人运动问题做学术报告。各种讨论会、辩论会也在斋内频繁举办，会员每周六晚7点到斋内开讨论会。针对当时社会上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1922年2月19日，研究会举办了“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辩论会，邀请李大钊为评判员。李大钊在发言中用唯物史观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同时指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不要斗争而垂手以待社会主义的到来。他的发言有理有据，引起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研究会成员明显增加。

“亢慕义斋”的作用与影响

从1921年成立到1926年后逐渐停止活动，“亢慕义斋”为提升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素养，扩大马克思学说传播范围，帮助先进知识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第一个红色书斋。在马克思学说刚刚传入中国、国内马克思主义文献极为稀缺的情况下，条件简陋的“亢慕义斋”即已拥有如此多的马列主义文献，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后来，斋内部分图书归北大图书馆收藏，现在北大图书馆还保存有列宁的《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8本钤有“亢慕义斋图书”篆文图章的德文图书。早期许多进步图书馆，如上海通信图书馆、天津工人图书馆、唐山工人图书馆等，都是在它的影响下成立的。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会员们认真翻译、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不仅提高了自身理论素养，而且极大地拓展了传播渠道，使更多不懂外文的进步分子有机会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进而走上信仰和传播的道路。在李大钊和“亢慕义斋”的影响下，北京其他大专院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秘密活动到对外公开，会员数量大大增加，杨明斋、刘志丹、陈毅等许多非北京会员，通过通信的方式借阅斋内文献，并参与讨论，成为各地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

锤炼中国革命精英的熔炉。通过认真思辨和扎实的译介工作，特别是经过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会员们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随着革命事业发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逐渐成为党的外围组织，直接参与支持开滦矿工罢工等革命斗争。绝大多数会员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全国各地担任党、团领导工作。从“亢慕义斋”走出的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人，更是成长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骨干精英。

从十几人到二三百人，“亢慕义斋”承载了进步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红色梦想，就像火种一样，点燃燎原烈火，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