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李大钊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原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故居坐北朝南，为三合院式民居建筑，有正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建筑占地面积550平方米。1920年春，李大钊从好友黄裕培、马实华夫妇手中租下此宅，接全家搬来居住。正房由东至西依次为李大钊夫妻卧室和客厅，东耳房是次子、次女卧室，西耳房是长女卧室，东厢房为长子卧室及客房，西厢房为书房和会议室，院内有两株海棠树。到1924年1月，李大钊和家人在此居住近4年，这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也是现存唯一的故居。2007年4月28日，在李大钊烈士英勇就义80周年之际，故居经修缮正式向社会开放，设有李大钊生平展室。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李大钊故居今貌（中共西城区委党史办提供）

岁月如梭，海棠依旧。这里留下了李大钊在建党初期的奋斗身影，见证了李大钊高尚的精神风范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净化着国人的灵魂，熔铸着民族的精神。

“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

李大钊是伟大的革命先驱，他在婚姻、家庭、为人处世方面也都堪称楷模。正如与他同时代的张申府所说：李大钊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

结发夫妻共患难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李大钊始终恪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外人看来，妻子赵纫兰识字不多，与李大钊的学识渊博“很不般配”。但二人举案齐眉，堪称那个时代夫妻关系的典范。

栉风沐雨，感恩图报。李大钊和赵纫兰是典型的旧式婚姻，两人成婚时李大钊年仅10岁，赵纫兰16岁。赵纫兰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尽心侍奉老人，悉心照顾丈夫，家中经济困难时，靠变卖家当支持丈夫读高中、上大学直至出国留学。李大钊投身革命后，她更是挑起家庭重担，无微不至地照顾子女，料理家务。李大钊十分欣赏妻子“平和、慈爱、奉献”的优良品质，并对她的付出始终深怀感激。李大钊为人低调，很少提及家人，但在《狱中自述》中两次提到妻子：“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言辞间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之情。

李大钊妻子赵纫兰

地位悬殊，不离不弃。李大钊留日归来，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社会地位很高，薪资收入颇丰。而赵纫兰却是小脚乡下妇女，因为长期操劳满脸沧桑，还被不少客人错认成李家的保姆，有人甚至劝李大钊将这位“糟糠之妻”下堂。李大钊却坚定地认为：“一夫一妻之制，古来最尚，有百年偕老之格言，最属难得！”他非常珍视这桩婚姻，对妻子从未嫌弃，反而倍加尊重和爱护。家中有人来访，李大钊都会让妻子换上合适的衣服，还帮她扣好扣子、拉平衣襟，把她请出来与客人见面。为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李大钊经常帮她做饭、照料孩子，全然没有教授的架子。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假借反抗包办婚姻与发妻解除婚约另行再娶，以反对旧礼教之名放浪形骸者不乏其人。李大钊却对妻子不离不弃，忠贞不渝，实在难能可贵。

守望相助，携手并进。李大钊经常帮助妻子学习文化，耐心地教她识文断字。经过多年的坚持，赵纫兰不仅能读简易的报刊，写简单的书信，甚至还能读《红楼梦》，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空闲时，李大钊便给妻子讲一些革命道理，与她共同讨论巴黎和会、五四游行、反动军阀等时政问题。赵纫兰在潜移默化中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因李大钊领导革命工作需要，家中经常秘密举行革命活动，她总是放下手中的活计，为保护组织安全站岗放哨；李大钊将大部分薪资用作党组织活动经费，因此家中经济十分拮据，但她仍然予以全力支持；面对反动当局的多次追缉，她临危不惧，勇敢地与敌人周旋，带着孩子四处躲避，掩护李大钊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抓捕。李大钊牺牲后，她强忍悲痛，拖着病弱的身体，历尽艰辛抚养几个孩子长大成人。因其对革命做出的重要贡献，她逝世后被党组织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言传身教育子女

李大钊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是子女们最早也是最好的人生导师。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子女们继承了他的精神和事业，先后投身革命，谱写了一曲两代人前赴后继为党为国的赞歌。在平等相处中培养融洽感情。李大钊在家庭教育中摒弃封建教育的固有传统，用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教育子女，与他们平等相待，同他们谈心，释疑解惑，让他们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在子女眼中，李大钊永远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全无教授的威严，与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他绘声绘色地给儿女讲故事，互相比赛背诵诗歌，还自制棋盘教孩子们下象棋，家里总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李大钊对子女关爱却不溺爱，总是躬身践行，培养子女的吃苦精神和勤俭品德。寒冬腊月，李大钊一清早便把孩子们喊起来扫雪，同住的孩子姥姥心疼怕冻坏孩子，李大钊却笑着说：“孩子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自己带头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大女儿星华在孔德学院高中部上学时一直勤工俭学，通过为学校刻制蜡版、印发讲义来换取微薄收入。幼女炎华经常穿着油光光的粗布衣裳，完全不像大学教授的女儿。

在谆谆教诲中传授革命真理。李大钊非常注重子女的理想信念教育，经常弹着手风琴教孩子们唱《国际歌》，给孩子们逐句讲解歌词的意思。

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他就向孩子们讲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新鲜见闻。孩子们年幼，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们心中就是最光明美好的社会制度。随着革命工作的深入开展，李大钊和孩子们的话题中，增加了革命、劳工神圣、阶级斗争等内容，这种富有革命色彩的家庭教育，在同龄人中是少有的。李大钊在家中的一言一行，对孩子们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们明显地比周围同龄的孩子成熟，早早树立了为国为民投身革命的抱负。孩子们跟随父亲躲避反动政府的迫害、搜捕，培养了他们的应变能力和坚韧品格。

在继承遗志中走上革命道路。李大钊对孩子们的早期教育，犹如一盏明灯照耀着他们一路向前，子女们都继承父亲遗志投身革命工作，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各行各业做出了卓越贡献。长子李葆华幼时就跟随父亲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游行集会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在日本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安徽省委书记等职。长女李星华在父亲牺牲后担负起培育弟弟妹妹的重担，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教育和文学研究工作，颇有建树。次女李炎华早年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是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骨干。次子李光华先后在基层、企业、中国科学院工作，是忠诚勤勉的党务工作者。幼子李欣华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们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勤奋工作，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育培养。

以俭养德家无余

李大钊一生俭朴，“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克己奉公，毁家纾难，将收入大部分用于革命工作，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家产，但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清廉的家风却永续流传，延绵不绝。

克己于道的崇高操守。李大钊大力提倡简易生活，认为“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这样才“道义可守，节操可保”，“俯仰天地之间，全无所于愧怍也”。他的生活极其俭朴，总是冬天一身旧棉袍，夏天一件旧布衫，一双破旧鞋子，从不坐车，每天往返10余公里步行去北大上班。李大钊去上海拜谒孙中山时衣着寒酸，皮鞋开裂，竟露出袜子，好友不得不把他强拉到店里购置衣服和鞋袜。李大钊不吸烟，不喝酒，饮食上也从不讲究，饭桌上经常只放着一块大饼和一根大葱。曾有学生劝他注意营养，他却说：“时下国难当头，众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克勤治家的清廉家风。李大钊不但自己勤俭，治家也极其严格。他在北大当教授，同时还在其他几所高校兼职教课，每月总收入将近300块大洋，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按说生活应该很优渥。但他时常教育家人艰苦朴素，追求优美高尚的生活。他说：“吾人之家族，纯实之爱即足以慰安之，安用此无谓之虚荣也？”在他的影响下，全家人深明大义，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北大一些教授购置了几千元的房子居住，有人还购买了几所房子出租，但李大钊却没有置办过任何房产，全家在北京一直居无定所，租房居住，住处前后换过多达8次，家具和布置简陋破旧。李大钊牺牲后，家中仅剩一块大洋，连棺材都买不起。中外记者前往李宅采访时震惊不已，有人在报道中说“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也甚破烂”，“子女服饰朴实，可知其平日治家之俭约矣”。

克俭为党的光辉典范。与全家清贫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大钊对党组织和同志的无私奉献、倾囊相助。李大钊把每个月的工资几乎都用来支持革命工作，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他每月捐出薪俸80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用于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也是他帮助筹措经费，解决困难。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他带头捐款，筹措经费。除了支持革命工作，李大钊还时常接济贫困学生和工友，如果手里没钱，就写借条让人到北大提前支取自己的工资。长此以往，李大钊的工资条经常变成欠条，以至于葆华和星华的学费都交不起。有一年冬天甚至连取暖费都没有，家中冷得如同冰窖。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不每月从李大钊工资中提前拿出50块大洋，单独交给赵纫兰，以免他全家衣食不继。

高风亮节传美名

李大钊毕生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无论是对民众、青年、同人还是政见相异者，他总是虚怀若谷，温良敦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得到了人们一致的敬重和钦佩。

关心普通民众疾苦。李大钊始终关心民众生活，尊重普通劳动者。他认为，民众才是真正创造历史的英雄，“离于众庶则无英雄”。他尊重劳动者，提倡人人平等，说“人间在爱的水平线上，人人都立于平等的地位，没有阶级悬异的关系”。每逢荒年灾月，李家总要多煮饭菜给逃荒要饭的穷苦人；逢年过节，李大钊夫妇也都会去贫苦邻家看望。李大钊还经常深入到劳苦大众中，在简陋的农舍访贫问苦，在阴暗的工棚同工友促膝谈心。他的文章《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源自实地调查，《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来自居民生活的写实，《黄昏时候的哭声》出自街头乞丐的真实描述。他的心中始终装着百姓，关心百姓生活是他的平常心，拯救百姓于水火是他革命的动力。

培养资助进步学生。李大钊把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对青年学生关怀备至。北大学生章 谦把他的关爱比作“老母鸡护雏”，只要他“‘咕！咕！’叫两声，就会有一大群‘雏鸡’都围集在他身边，领受他的爱抚，领受他的引导”a。他的办公室和住所是学生们最爱去的地方，邓中夏、陈乔年、赵世炎、罗章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张太雷、刘仁静、包惠僧等人，常到他家中请教、吃住。凡是聆听过李大钊教诲的人都被他循循善诱的教导所感动，他“身上有一种无形的吸力吸引着你的人格向上升腾”。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他视作道德上效仿的典范。对学生生活上的需求，李大钊也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刘仁静家境十分贫寒，李大钊两次垫付和担保他的学宿费，受过类似帮助的还有曹靖华等人。

诚挚结交名流同人。李大钊胸襟开阔，待人诚挚，“对友无论党之异同，均和易平直，表里如一”。在当时的社会名流中，有人性情高傲，有人争名逐利，而李大钊超凡脱俗，吸引了众多志同道合的人聚拢在他身边。鲁迅回忆他“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在北京大学，有的同人与他政见相异，信仰相左，但他主张“不专己以排人，不挟同以强异”，尽量不与别人发生争执，而是心平气和地与之讨论，无半点宗派气。同人们对他的人格都十分钦佩，与他保持着终生的友谊。李大钊与胡适有过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作为朋友的情谊却始终没有中断过。1930年，胡适在出版《胡适文存》第三集时在扉页印上“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第一个就是“李大钊先生”。章士钊则说“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李大钊就义6年后，他的生前好友，北大教授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在白色恐怖的时局中，毅然为公葬这位英烈募资。

海棠牵绪忆君颜，高山仰止在心田。李大钊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经历沧桑岁月的洗磨和时代大潮的淘漉，愈发光彩照人、熠熠生辉，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