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庵坐落在北京市陶然亭公园湖心岛高台上，主要建筑有山门、准提宝殿、观音殿、文昌阁、陶然亭，整个建筑布局严谨，瑰丽庄重。

慈悲庵始建于元代，距今有700多年的历史，清康熙二年（1663）重修，光绪二十年（1894）重建。这里是历代文人墨客汇集赋咏之地，留下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民国时期，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成为革命志士经常活动的秘密场所，留下了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高君宇等革命先辈探索救国图强道路的光辉足迹。

慈悲庵不仅是一处幽雅的游览胜地，更是一处革命纪念地，1979年被公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然亭慈悲庵今貌（中共西城区委党史办提供）

秘密据点里的秘密会议

五四爱国运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经过艰辛求索、比较鉴别，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这一时期，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高君宇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在慈悲庵开展革命活动。

驱张运动会议在这里召开

1918年，皖系军阀将领张敬尧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后，钳制舆论，摧残教育，苛政如虎，人民群众极为痛恨，青年学生率先发起驱张运动。

1920年初，毛泽东在陶然亭慈悲庵与辅仁学社同人合影。

左四为毛泽东，左五为邓中夏

为扩大驱张运动声势，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抵京，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到京后，毛泽东积极联络在京湘籍学生、士绅、议员等，成立“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营造扩大社会声势。他还在福佑寺主持创办平民通讯社，组织撰写揭发张敬尧累累罪恶和有关驱张活动情况的稿件，分送京、津、沪、汉等各报发表。12月28日，在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召开1000多人参加的“旅京湖南各界驱张运动大会”，毛泽东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疾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这些行动未能取得显著效果，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联合驱张会议，把运动引向深入。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组织湖南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易克嶷、周长宪和北大学生邓中夏、王复生等人，在慈悲庵开会共同商讨如何发动民意、扩大驱张斗争的影响。会议决定以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名义呈文北洋军阀政府。会后，大家一起走出慈悲庵，在门口的大槐树下留下珍贵合影。第二天，毛泽东、彭璜、何叔衡、陈赞周等呈文北洋政府总统、国务总理，历数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要求将其撤职查办。呈文指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这一行动进一步扩大了驱张运动的声势，经各大报刊转载后，迅速成为全国舆论焦点。

在北京的两个月，毛泽东先后组织了7次请愿活动，多次举办驱张集会，利用平民通讯社制造驱张舆论。6月11日，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撤出湖南及谭延闿、赵恒惕的湘军步步逼近长沙的情况下，内外交困的张敬尧仓皇逃离长沙，驱张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五团体联席会议在这里举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社会进步团体不断涌现，但是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很难形成联合斗争的合力。这种情况下，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周恩来为促进各进步团体的联合统一，发起召开团体会议。他专程赴京请教李大钊，得到李大钊的支持。1920年8月16日，周恩来带着天津觉悟社成员来到北京，并邀请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及人道社、曙光社、青年工读互助团在慈悲庵召开联席会议，李大钊、张申府、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23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刘清扬主持，她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意图。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的成立以及活动情况。周恩来代表觉悟社说明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他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李大钊发言并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说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行动。会议提出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成立“改造联合”的动议，并对今后进行斗争问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会议最终讨论决定五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改造联合”的组织，以促进各进步团体的统一。

两天后，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五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联络筹备会。会议决定成立“改造联合”的组织，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改造联合宣言》开宗明义指出，“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要“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这里强调的“赤帜”，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旗帜。五团体联席会议促进了各进步团体的联合统一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有力推动了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

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在这里活动

民国初年，马克思主义被北洋军阀政府视为洪水猛兽，一律严加禁止，给北京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活动造成极大困难。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但是只能处于秘密状态，会员们急需寻找一处合适的场所。陶然亭一带杂草丛生、坟岗林立，于是偏僻隐蔽的慈悲庵就成了他们的不二之选。

这一秘密地点的设立与李大钊密不可分。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有个同窗好友叫陈愚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底，陈愚生到重庆任职，投身于文化教育和社会改造事业，准备大干一番，妻子金绮留在北京照顾年幼的孩子。可是还不到半年，金绮便因病离世。此时正值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年会之际，陈愚生和同事一起奔赴北京，一边筹备年会的召开，一边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为妻子料理后事。最终，陈愚生选定将妻子安葬在陶然亭附近。安葬停当，李大钊与陈愚生商量：陶然亭偏僻荒凉，不易被人注意，可借为陈夫人守墓为名，在慈悲庵内租下房子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的场所，陈愚生点头同意。

负责租房事宜的是北京坛庙管理处主任黄裕培，他与李大钊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的同班同学。在黄裕培的帮助下，陈愚生顺利租下慈悲庵两间南配房，把此处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秘密活动场所。1921年至1923年间，李大钊等人经常在慈悲庵西南边的这两间屋子里召开秘密会议，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人也经常来这里组织或参加活动。

岁月沧桑，遗址犹存。徜徉在慈悲庵这片红色土地，人们依然心潮澎湃，唤起对那段革命岁月的记忆，感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辛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