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一次来京居住地旧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北侧吉安所左巷8号。吉安所原为停放皇帝棺椁的地方，其东侧夹道有几所住房，为抬灵柩者住处。民国初年，附近居民在旁边搭建起一些矮房，因房租便宜，不少来北京大学求学的青年租住在此。

1918年秋，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罗学瓒、陈绍休、熊光楚和欧阳玉山8位湖南青年，来到北京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因大多时间暂时在北大学习工作，便租住北大西侧不远的吉安所东夹道7号（今吉安所左巷8号）。院内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房两间，占地面积约213平方米。尽管条件简陋，8位年轻人却过得很充实，他们拜访文化名人，参加社会活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熏陶，交流探讨、共同进步。这里成为他们探索救国真理、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驿站。1919年春，8位青年离开这里分赴各地。这处旧址1979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民宅，不对外开放。

吉安所左巷8号今貌

历经百年风云变幻，吉安所这条小巷如今依然曲径通幽，向循迹而来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热血青年们的爱国情怀。

小巷深处的热血青年

五四运动前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吸引了全国大批进步青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湖南青年来到北京，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他们在北大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熏陶，思想开始转变，对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留法勤工俭学奔走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之初，毛泽东等新民学会成员为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满怀热情北上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便于联络、节省开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罗学瓒、陈绍休、熊光楚和欧阳玉山8人在吉安所左巷8号租了三间小屋，“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协调湖南青年入读留法预备班。由于负责留法勤工俭学的华法教育会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导致各地青年一时无法成行。华法教育会便先后在北大二院、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留法预备班。毛泽东、萧子升等到京后，通过老师杨昌济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李石曾，积极协调湖南青年入读预备班事宜。等待出国留学期间，罗章龙考入北大预科德文班，毛泽东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其他青年进入相应预备班，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罗学瓒、熊光楚、邹彝鼎、欧阳玉山等入读北大班；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李富春、贺果、任理等入读保定班；何长工入读长辛店班；蔡和森入读布里村班，兼任中小学文化程度湖南学生班的中文老师。

起草留法勤工俭学实施方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是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曾几次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李石曾，协调湖南青年赴法事宜。李石曾很欣赏这几位湖南青年的才华，几次面见并招待他们，请他们出谋划策。大家公推毛泽东起草具体的实施方案，萧子升稍作修改后送给李石曾。李石曾很赞同，便按此方案动员全国各地青年，推动留法勤工俭学在1919年至1920年间形成一个热潮，1600多名青年踊跃参加，其中，湖南、四川、广东三省最多，湖南有300多人。

多方联络筹措赴法路费。大多数湖南青年家境贫寒，留法路费高达几百银元，远远超出这些潇湘学子的承受能力。为筹集路费，毛泽东等人积极联络熊希龄等在京湘绅与华法教育会，还曾去上海找章士钊募集经费，最终罗学瓒等25人获得资助，其他人则自行筹借或互相接济。25人公费名单中，本来有毛泽东和罗章龙，但他们认为新民学会需要留一两个人在北京发挥联络作用，更利于开展工作，便把公费名额让给了其他会员。

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主持下，湖南青年留法“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 。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

积极参加进步社会活动

在吉安所居住的半年间，毛泽东等8位青年在筹备留法勤工俭学之余，积极联络和结识各方面人士，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眼界，经受了社会锻炼。

主动拜访北大文化精英。在湖南时，他们深受《新青年》影响，推崇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到北京后，他们积极拜访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陶孟和、邵飘萍等知名人士，并得到热情帮助。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敬佩已久的陈独秀，他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经常抽空去旁听胡适讲课，这位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给了他很多启发。他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与10多名湖南青年在北大红楼座谈，探讨学术和人生观等问题。他多次拜访邵飘萍，与这位“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深入交谈，还得到了邵飘萍的资助。

积极参与北大社团活动。在蔡元培倡导下，北大师生创办了许多进步社团和刊物，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毛泽东、罗章龙等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举办的各种活动，旁听专业课程，参加各种讲演会，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北大学子，如邓中夏、谭平山、陈公博、张国焘等。毛泽东在哲学会进一步了解东西方哲学思想，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新闻学研究会。不久，他回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被胡适誉为北京《每周评论》的“小兄弟”，称其“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后来，毛泽东紧紧抓住新闻舆论“笔杆子”和武装斗争“枪杆子”，赢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

深入长辛店工人中调研。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踊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抽时间深入实地参观学习。毛泽东曾两次到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看望湖南学员，特意找长辛店进步工人史文彬、陶善琮等聊天，对工厂生产情况、工人收入及生活状况做详细调查，与长辛店的工人们建立了良好关系。他还叮嘱何长工等预备班学员要向工人学习，学习他们有纪律、能吃苦、有斗争精神，这样利于到法国与那里的工人打成一片。

此外，毛泽东等人与一同租住在吉安所左巷的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等旅京陕西学子成为好友。这些陕西学子分别就读于北大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新民学会会员的经历相似，都怀有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饭后茶余，大家常聚在一起谈天，从学术思想到国家大事，从生活趣闻到人生理想，无所不谈。

新思潮中开阔政治视野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由于身处新文化运动中心，这些湖南青年在北大这个中国思想界最活跃前沿的地方耳濡目染，逐渐转向研究各国政治制度，走上新的人生道路。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博览群书，广泛接触各种思潮，注意力从文化层面更多地转向政治层面，后来他说这一时期“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1918年11月，他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开始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影响下，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蔡和森常常同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大图书馆热烈探讨救国真理，之前推崇墨子的他，也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在河北蠡县布里村，蔡和森经常为留法预备班的学生们读报，每当读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俄红军在前线胜利的消息，他总是高兴地挥动手臂大声说：“劳农专政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1920年，蔡和森和罗学瓒在法国参与创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回国投身革命。

罗章龙当时已考入北大，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不久，他参与为北大图书馆整理外文书籍的活动，开始翻译马克思学说著作。他参与组织了北大学生五四游行，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发起人之一，成长为党的早期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萧子升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受李石曾器重，担任华法教育会秘书，1919年春最先赴法，后追随李石曾加入国民党。陈绍休、熊光楚、欧阳玉山于1920年陆续赴法勤工俭学。

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等8位湖南青年在吉安所左巷8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