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二次来京居住地旧址（平民通讯社旧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20号（原99号）福佑寺。福佑寺坐北朝南，三进院落，沿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照壁、东西两座牌楼、山门三间、钟鼓楼各一间、天王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大雄宝殿五间、后殿及后罩房，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
福佑寺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康熙皇帝幼时曾在此避痘，雍正年间为专门祭祀雨神的庙宇，乾隆年间为藏传佛教寺院。
1919年12月，青年毛泽东率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代表团来京住进福佑寺，在此创办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撰文犀利揭露张敬尧罪行，引发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响。毛泽东等人还积极联络在京湖南学生和知名人士，掀起全国驱张浪潮，最终取得了驱张运动的胜利。
福佑寺平民通讯社旧址今貌（中共西城区委党史办提供）
这是青年毛泽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其间他不仅锻炼了政治和领导才干，更重要的是，他逐步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84年，福佑寺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静静矗立在故宫筒子河畔的福佑寺，承载着毛泽东等湖南青年在此奋笔疾书、为民请命的激情岁月，见证了他们不畏艰辛、奔走呼号的家国情怀，聆听了他们谱写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正气之歌。
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五四运动前后，湖南督军兼省长、皖系军阀张敬尧倒行逆施，苛政如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民众极大愤慨。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总罢教，“驱张运动”由此爆发。为争取全国舆论支持，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进京，在福佑寺掀起了一场驱张运动的浪潮。
点燃全国驱张运动烽火
在长沙，面对日益高涨的驱张运动，张敬尧疯狂反扑，不但查封《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大力钳制省内舆论，而且更加残酷地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面对严峻的局势，毛泽东等人认为必须扩大斗争影响，才能达到驱张目的。为此，他们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汉口、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请愿，促成全国一致声讨的浩大声势。
长驱进京请愿。1919年12月初，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陈绍休、蒋竹如、张怀、李振翩等赴京代表团一行30余人踏上征程。他们先到汉口集合，然后开会讨论行动计划，并公推毛泽东为团长。12月18日，代表团抵达北京，住进北长街的皇家寺庙福佑寺内，驱张运动进入新阶段。
成立驱张组织团体。为广聚驱张力量，毛泽东等人四处奔走。他们首先积极联络北京大学、北京学联以及旅京湖南学生联合会，争取广大学界支持，并组织湖南辅仁学社在京成员罗章龙、易克嶷、周长宪和邓中夏、王复生等北大学生，在陶然亭慈悲庵开会商讨对策，达成向北洋军阀政府呈文请愿的共识；他们联合在京政界、军界、工商界、士绅界人士及湘籍国会议员等，成立“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并争取到国会议员符定一、罗正纬、陈嘉言的大力支持；他们还成立了“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并隆重召开千余人参加的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会上毛泽东慷慨陈词历数张敬尧罪行，驱张统一战线不断壮大。
创办平民通讯社。驱张斗争必须以舆论斗争为先导。抵京后，毛泽东与代表团成员罗宗翰、张百龄等人立即紧锣密鼓地创办平民通讯社，作为舆论斗争的阵地。他们把通讯社办公室设在福佑寺正殿，用香案代替办公桌。他们四处筹措，向湘籍士绅和国会议员积极宣传驱张意义，募集到少量资金，简单购置了油印机、蜡纸等物料器材。毛泽东任通讯社社长，亲笔撰写重要稿件，代表团其他成员罗宗翰、陈绍休、张怀等人也积极撰稿。代表团白天在外请愿联络、调查访问，晚上回来整理材料、撰写和油印稿件。代表团选取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多地重要报社以及衡阳、常德等驱张办事处，每日派专人将印制的150余份驱张呈文、通电、宣言等稿件打包邮寄过去，驱张信息迅速传向全国各地。
通讯社里的战斗檄文
平民通讯社发表了大量极具战斗性的驱张文章，引发了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响，凝聚起全国驱张的强大力量，为赢得驱张运动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揭露张敬尧祸湘罪恶。毛泽东起草的《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揭露了张敬尧与湖南省矿务局局长张荣楣狼狈为奸，贪污受贿巨款，将水口山矿产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的无耻行径。毛泽东领衔撰写《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一文，揭发张敬尧督民种烟罪行，称其“冒天下之大不韪”，“运此毒物，贻祸全湘”，呼吁政府“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毛泽东等人还在《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中历数张敬尧罪行：“农不得耕，商不得市”“金融枯塞，无以为生”“死不能葬，生无可归”“湘民遂陷于永劫不复之境”，发出了“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的强烈慨叹。张敬尧在湖南的累累罪行完全暴露在国人面前，犹如过街老鼠，成为众矢之的。
有力反击保张力量。张敬尧面对全国驱张舆论的日益高涨，不甘心坐以待毙，为扭转舆论风向，他动员组织了一批封建余孽自保。保张团先是通电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机关，称其“仁政迈乎汉唐，武功过于汤武”，极力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进行粉饰和辩护。继而，他们又在北京成立由部分反动官僚、议员、绅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旅京湘事维持会”，恶毒攻击驱张运动，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并为保张进行各种收买活动。面对保张团的阻挠破坏，毛泽东组织进行针锋相对的有力反击。他领衔发表《湘事维持会内幕》一文，揭露保张团“以伪乱真，浮词耸听”的真面目，提出“今欲救湘，首在驱张。张去而后湘事始有整理可言”，呼吁“共击卖乡保张之贼”。许多报刊也对保张团欺世盗名的劣迹进行报道，揭露其“卖乡媚敌”的本质。随着驱张舆论声势的不断壮大，保张势力日渐式微，最终销声匿迹。
形成全国舆论强势。通讯社密集有力的舆论宣传引发各地报纸纷纷登载并发表有力的支持评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和主流。北京《惟一日报》发表时评，奉劝张敬尧“众怒难犯，引身速去”。《北京日报》指出：“此张敬尧辈所以为吾全国国民之公敌，而必思剪此朝食，方可救亡。”《益世报》痛斥当局对张敬尧的包庇：“不独无去张之意，即一查办之官样文章亦不敢派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发表驱张时评的报纸还有《京津泰晤士报》《申报》《正义报》等，“中外报纸，亦久已喧传。几尽人深悉痛恶” ，形成强大舆论压力。
掀起驱张运动高潮
打响激烈舆论战的同时，毛泽东等人利用北京的政治影响力，组织多次请愿活动，发动游行示威，浩大声势波及全国，最终赢得了驱张运动的胜利。
百折不挠的请愿抗议。毛泽东率代表团向北洋政府国务院和政府要人发起多次请愿抗议，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他们先组织学生团向北洋政府国务院、教育部呈文，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罪行，未见答复；随后又求见总统徐世昌，徐拒不接见；继而，请愿团全体人员和部分旅京湖南学生数百人前往总理靳云鹏私宅请愿，靳云鹏不得不承诺将湖南问题提交国务会议讨论，但请愿团再去靳宅，却被拒之门外；代表们转而求见段祺瑞，依旧没有答复。北京请愿无果，代表团又派人专程赴河北保定向直系军阀首领曹锟请愿，最终也不了了之。面对当局的不断推诿，代表团怒不可遏，发表“罢课二次宣言”，表达坚定决心：“目的一日不达，即一日不返湘。义之所在，决不返顾，一切利诱威吓，概不足以动我辈之心。”
遍及全国的声讨浪潮。在代表团鼎力抗争下，驱张烽火迅速向全国蔓延，各地都把目光投向水深火热的湖南，一致督张下野。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各地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以及多省市的学生联合会都向北洋军阀政府施压，纷纷电请撤惩张敬尧。全国学生总会电称“望速将该督免职，以赎前愆”。上海学生联合会电称“望速免该督之职，以谢三湘学子”。据统计，北京、上海、武汉、南京、江苏、河南等地学界及留美、留日湘籍学生等18个团体，发表要求惩办张敬尧的函电共24件。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驱张旗帜下，不断汇入驱张洪流，集结起强大的战斗力量。上海的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和湖南善后协会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将驱张信息不断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常德学生联合会、常德学友会等组织派代表面见冯玉祥请其主持正义；广州的驻粤湖南学生请愿代表团、湘籍旧国会议员团和旅粤湘籍学生团也向广州军政府发起请愿。全国支持和声援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暴虐统治的舆论局面已经形成，驱张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爱国运动，为下一阶段军事驱张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众望所归的驱张胜利。随着全国铺天盖地驱张声浪的袭来，盘踞湖南的其他各派军阀与张敬尧的矛盾日趋激烈。毛泽东顺风扬帆，提出此时应重点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用武力逼迫张敬尧离湘。4月11日，毛泽东前往上海，其他人分赴衡阳、广东等地与各地代表团会合，争取各界支持，北京只留罗宗翰等少数人继续平民通讯社工作。赴衡阳代表团前后10余次前往直系军阀吴佩孚司令部哭诉张敬尧罪行，并与湘南学生联合会、女子救国会联合举行数千人游行请愿活动，强烈要求支援驱张。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吴佩孚出于保存自身实力的目的，“顺应民意”与湘军谭延闿通电主和，公开表示驱张。6月初，吴佩孚的直系部队从湘南撤防北上，谭延闿、赵恒惕带领湘军乘机打回湖南。张敬尧四面楚歌，6月11日，狼狈退出长沙，6月26日败逃汉口。之后，北洋军阀政府明令撤职查办张敬尧。驱张运动至此胜利结束。
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发动和领导的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也是他领导“民众大联合”革命斗争的成功实践。整个驱张过程中，毛泽东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彻底的革命精神。更重要的是，这期间他热心搜寻并阅读共产主义书籍，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如他所回忆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