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胡同15号（原9号），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占地面积约360平方米，属北方典型传统民居。

杨昌济，字怀忠，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海外，回国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1918年6月，杨昌济受聘任北京大学教授。这所院落是杨昌济任教北大后的住所。故居南院有北房3间，东边为杨昌济住房，西边为女儿杨开慧的住房。西房2间为会客室，南房3间。北院有后罩房4间，为家属居住。1918年8月，毛泽东为筹备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进京，与蔡和森短暂居住于此，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1984年，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斯人已逝，旧物犹存。走进这所幽静的小院，不禁让我们睹物思人，追怀这位践行教育救国、奖掖后进的著名教育家，追忆毛泽东等人在这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历历往事。

杨昌济故居

欲栽大木柱长天

杨昌济受聘北大后，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大力践行教育救国理念，致力于培养匡时济世之才，引导毛泽东、蔡和森等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实现了他“欲栽大木柱长天”的人生诺言。

学贯中西的一代教育家

传统文化的熏陶、国外留学的历练，使杨昌济对中西文化的异同、教育在经国济世中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学贯中西的他，开始把教育救国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杨昌济生于耕读之家，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著作，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戊戌变法期间，他参与维新运动，决心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以改造中国社会。1903年，他赴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6年后转赴英国，专修伦理学和哲学。早年的儒学教育和留学经历，使他中外兼修，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可谓入木三分。留日期间，他还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组织中国学会，召集同人探讨各种救国方案，向黄兴等人创办的“军国民教育会”捐款，反对俄国霸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侵略行径。

1913年春，杨昌济从欧洲回到湖南，任教于省立高等师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必须从教育入手，使青年能肩负起救民于水火的历史重任。他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认为“教育虽非万能”，但于国于民都有大作用；主张教育必须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1918年，他从湖南到北京，先后编写《论语类钞》《儿童侦探》《教育学讲义》等著作，对中西教育学思想的融合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教育要以德育为中心，在“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10个方面下功夫。他以培育一代新人为己任，写下“自避桃园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诗句，表达期望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心愿。在教学实践中，他慧眼识人，培养了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为代表的青年才俊。

杨昌济积极引进西方伦理学思想，倡导社会变革。他相继翻译德国人利勃斯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日本人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讲义》，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新文化运动期间，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伦理学的中国人很少，能够在大学讲坛上系统讲授伦理学的人就更少。杨昌济是中国近代系统引进西方伦理学的第一人。他主张要批判性地继承中西伦理思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学。他强调个体对他人、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比较深入地批判了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禁欲主义，主张爱国主义和利他精神的伦理价值。他着力批判保守的封建伦理道德，尤其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人必须要有高尚的人生理想，追求圣贤的人生境界、豪杰的人生气概。

豆腐池胡同纵论家国天下

杨昌济执教北大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他欣喜地写道：“新出之报章杂志，新译新著之书籍，新组织之团体，逐日增加，于是有新思想之传播，新生活之实现。此诚大可欣幸之事也。”他时刻关注时局发展，积极参加进步社团活动，经常在家里与来访的李大钊等人讨论时局，交流思想。

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各院系纷纷成立美学会、新闻学会、进德会、消费公社等社团。杨昌济不仅加入哲学系教授会，也积极参加进德会、尚志学会等社团的活动。1919年1月，杨昌济与马叙伦、梁漱溟、胡适等人联名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为宗旨”，要求会员积极跟踪关注东西方哲学最新动态，及时向国内介绍最新图书或新学说。研究会经常举办各种形式集会、演讲、报告会等，传播国内外新哲学思潮，活跃北大的学术气氛。罗章龙后来赞叹说：“杨怀中先生参加了哲学会，可以说他也是意识形态的启蒙者。”

杨昌济经常同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人就最新的学术思想进行交流。当李大钊介绍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时，杨昌济大为赞叹。他对胡适的老师杜威的伦理学思想也十分感兴趣，逝世前不久，还写信托胡适向杜威了解欧美最近出版的伦理学书籍。杨昌济关心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得知英国工会成立的消息，认为这是劳动者的胜利，是世界劳动者的大趋势。看到英国内阁制度改革、欧美各国经济和贸易发达的消息，他感叹西方国家政治上进步之快，连东邻日本也在变革，长叹只有中国政治尚未进入轨道，表达了他求新求变、改造中国的政治愿望。

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同为杨昌济的学生，经常在星期日到豆腐池胡同杨宅一起探讨新思想、分析国内外时事。杨昌济循循善诱，引领他们走上爱国进步之路。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人创立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杂志。杨昌济应邀在《国民》杂志创刊号发表《告学生》一文，指出：我们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树立一种统一全国的中心思想，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是心中先产生一种思想，然后把这种思想实现在行动之中。个人有个人的主义，民族有民族的精神。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一个民族是没有精神的。

毛泽东最敬佩的老师

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曾讲授修身和伦理课。他高尚的师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等进步学生由衷的敬佩与爱戴。

学识渊博的学者。杨昌济引领毛泽东等人广泛吸收中西文化的精华，使他们很早就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潮。他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引发毛泽东研究哲学问题的浓厚兴趣。毛泽东认真阅读杨昌济推荐的《伦理学》，写下一万多字的批语，提出“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命题，开始对哲学问题进行思考。他推崇湖南近代名人曾国藩，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代，独服曾文正。”他热衷研究明代思想家王船山（王夫之）的著作，将中西各派学说与船山学说结合进行讲授，使毛泽东很快掌握了船山学说的精髓要义，养成了“知了就要行”“重在行事”的实干精神。

诲人不倦的长者。杨昌济不但从知识上悉心传授，更注重从思想品德上教育学生，引导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杨昌济经常教育学生要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给青年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非常愤慨，奋笔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8年4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创立新民学会，21个基本会员，绝大部分是杨昌济的学生。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谈及学会成立的缘起时指出，学会的成立除时代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即“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情重如山的恩师。杨昌济对毛泽东非常器重，认为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面临人生事业的重大抉择。杨昌济十分关心他的职业选择和个人前程，大力支持他和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而且邀请他们来京筹备相关事宜。毛泽东来京后，学习生活上面临诸多困难。杨昌济等人介绍他到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工作，不但解决了毛泽东的生活问题，还使他有机会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接受新思想的熏陶。1919年，毛泽东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第二次来京，杨昌济鼎力相助，并把他介绍给湖南在京人士。杨昌济临终前，致函章士钊，拜托他以后多关怀和提携毛泽东、蔡和森。他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920年1月，杨昌济不幸病逝，毛泽东十分悲痛，亲自参与料理丧事。

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深情地回忆起恩师杨昌济：“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